唯“民富论”才能拯救中国

在当下中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富裕，而个人却感到不稳定，生活脆弱感在增强；国家经济迅速增长，而公民的生活质量似乎却在下降。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将会突破8万亿，前5个月国内多数省和计划单列市已纷纷宣告提前一个多月完成上半年财政任务，各省增幅大多在30%左右。很明显，政府财政增长速度远超GDP增速，与居民收入增速相比更是堪比“大跃进”了。

政府财政的“鹤立鸡群”，使得居民收入显得如此暗淡。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陈志武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5%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政府本来就掌握着大量资源，财政又一家独大，一个“超级富豪”的模样早就屹立起来了。

有一派观点认为，国富和民富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相对数来看，中国财政收入比重并未过高；通过转移支付、加大民生投入可以推“国富”向“民富”转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并没有过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属于中等偏低水平。世界平均水平为40%，而中国2009年仅占30%。他的意思很明白，政府财政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富裕。这种看法也不错，中国大，人口多，要做的也事多，相对来讲财政收入也不算太多。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绝对数的多少问题，而在于财政的征收与支出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我们知道，再次分配是由政府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政府通过财政收入的“征收”和“财政支出”两种方式在社会各阶层中实现财富的再次分配。如果政府倾向性的向高收入者多收税，在支出的时候向低收入者倾斜，那么就会克服初次分配存在的不足，从而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一般来讲，政府财政收入总量越大，表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越强；另一方面，若政府财政收入过大，那么居民收入就会减少。而当前的现实是，政府的再次分配能力“疲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早就超过国际警戒线，且已经接近5.0。

从财政收入这方面看，我国税收不透明，以间接税为主，间接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等。这种税收较为隐蔽，我们再买商品的时候只知道商品的价格，而不知买这个商品或服务要交多少税。而在国外商品的价格和税费是分开的充分照顾到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曾在文章中提到，我们经常交电话费，而不知道其中有近四分之一是交给国家的。这也是为什么《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排世界第二，而普通民众感觉不明显的原因。与中国恰恰相反的是，国外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税收一般以直接税为主，直接税主要包括所得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等，其中遗产税中国是没有开征的，这似乎也说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财政飞涨与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是分不开的，有些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甚至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中国楼市的近几年的火爆无疑很大程度上助推了政府财政的增长。

从政府财政支出来看，中国的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使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最高，也只有9.9%。由于政府投资性支出与行政支出比重过大，从而使得保障性支出比重过小，引发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大力投入的社会医疗、教育、养老、科研、住房、就业、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支出投入太少，且分布及其不均衡。譬如，我国医疗资源80%集中在城市，只有20%在农村，况且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的多很多。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卫生分配公平性世界排名188位。以2008年为例，我国用于医疗、社保的支出加起来占GDP的15%左右，而世界人均3000到6000美元水平的国家平均比重为30%多。我国居民的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其他国家。若按世界银行1.25美元一天的贫困线，中国还有一亿多人口属于贫困人口。

实际上，在财政支出上存在“奢华与欠账”并存的现象。此前，有学者曾指出，“三公消费”是三个三千多亿，这还是保守估计。虽然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脱困，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包括一些知名的贫困县，在民生方面没钱投，可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说上就上，也不考虑实际。建个政府办公楼竟然向着人家美国总统府白宫的标准，建个广场竟然想要与天安门广场比肩。动不动就投资几千万甚至上亿搞个毫无用处的项目，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某贫困县也敢花几百万克隆一个。公款出国考察风也是屡禁不止，有些官员国外景点看腻了，竟敢下赌场。

由于当前财政体制的弊端，相关监督和纠错机制不完善。“只管投入，不管产出”的现象长期存在，公众对政府怎么花钱几乎没有发言权，即使造成重大损失也没有人为之负责。于是，形成了“不花白不花，多花多要”的习惯，才有了政府部门花近3万买个电脑的奇闻。有的部门还攒起了“私房钱”。据中央纪委的信息，全国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共发现“小金库”22884个，涉及金额101.58亿。另据审计署2006年1月至2007年6月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审计，随意挪用经费的问题相当突出，在审计调查的54个县中，有46个存在挤占挪用现象。本来投入就少的教育经费也成了人家的刀下肉。

让人难以想象，很多地方政府是在负债中运行的，有的甚至存在“破产”的风险。6月23日下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十一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刘家义在报告中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存在一定的债务风险。其中，省、市本级和西部地区债务风险较为集中，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的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然而，吊诡的是，政府还存在“突击花钱”的现象。2009年12月全国财政还有2万亿预算支出没花完，也就是说一个月内必须把剩下的这两万亿花完。一边过着“奢华糜烂”的生活，一边保障性支出少的可怜，一边高负债运转，一边还玩“突击花钱”。在这种效率下，财政要破8万亿，公众怎么会高兴的起来呢？相反，那种久存的不公平感又加剧了，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民众对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信心不足，因为财政的飞增没有让民众感受到切身的实惠。

因此，政府财政应从经济建设财政、政绩工程财政、形象工程财政、吃饭财政真正转向以保障民生和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公共财政，也就是从“以政绩为本”转变为“以人为本”。其实，国家富裕并不是终极目的，国家与民众收入差距过大，反而是很不和谐的。政府财政收入应回归“民富论”本真。

应下决心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让全民享受到发展成果，彻底改变分配失衡的局面。在初次分配领域存在这样的现象，劳动者所得持续下降，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有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中国占不到10%。因而，加大劳动者劳动所得，让他们的劳动更体面，生活更有尊严势在必行。有学者认为，我国可研究出台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搞了个“10年收入倍增计划”，结果很成功，例如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7倍，实际增长4.2倍；人均国民收入原计划增长2.4倍，实际增长3.7倍。这些有益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

要增加保障性支出，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广大农民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的权利。我国目前的2亿农民工，5000万没有单位依托的个体户，近5亿农村居民该如何享有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国保障性支出一直低于10%，财政支出以消费性支出为主，比例高达65%。而美国的保障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以上，消费性支出低于30%，投资性支出低于10%。可见，中国是一个高税赋，低福利的国家。

应该发挥税收杠杆的作用，让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发挥应有的功能。现实状况是税收政策有利于高收入阶层，不利于低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对低收入阶层不利；没有开征遗产税明显有利于富裕阶层。同时，还要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现状，应该以直接税为主。美国以直接税为主，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达60%，而我国的所得税所占比例不足10%。过多的征收间接税，会推升CPI，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负担。说的直白些，当前政府财政飞涨，是低收入群体相对贡献的太多，而高收入群体则太少。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透明化。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完成的“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正式公布。在31个省份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信息不公开，不接受公众监督，自然会滋生腐败。现实中，有些政府部门对财政收支状况一直讳莫如深，甚至当成“国家机密”。2008年11月，沈阳市民、律师温洪祥向市政府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办公费、招待费等财务账目，结果被告知“极其敏感，公开难度大”。无独有偶，2008年12月30日，河南南阳市民王清向南阳市181个行政部门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结果被有的部门当成间谍。由于政府信息的不公开，政府收入越多，越让民众感到不安。“裸体乡政府”白庙乡的实践，已经证明信息公开会杜绝行政费用的贪污浪费行为，明显会减少各种公务消费。

 民富才能国强，只有让绝大部分人富裕了，一个国家才算真正的富裕。政府财政收入全球第二，不但不值得骄傲，反而应该彻底的反思。这已经是一个关口，“民富论”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唯有民富，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能昌盛，民族才能崛起。政府财政回归“民富论”的本真，上顺天时，下顺民意。

大陆游客在台南挥舞五星红旗的场面，被岛内民众偷偷拍下并投给亲绿的《自由时报》，《自由时报》大肆渲染台湾已被中国大陆征服。随着大陆来台观光政策的放宽，尤其是明年初开放自由行，类似这种“狂摇五星红旗”的场景或许会越来越多，台独你怕了吧，先征服你的钱，再征服你的人，最后征服你的心。

台湾整天在吠声吠影，捕风捉影，杯弓蛇影。台独其实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建立台湾国，现在反装成最爱国。但这种爱国是很错乱的、懦弱的、欺善怕恶的。外国到处是五星红旗，全世界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台湾为何不抗议叫撤?

台独没有胆量，只好借壳中华民国的壳，自己叛国废旗不遗余力，什么矮化台湾、九二共识否定主权、中华台北台北否定国格，其实，国际上是不承认中华民国，更别说台湾。

在国际奥委会的场合是不能挂青天白日旗的，只能挂中华台北会员旗。所以在中国台湾省某个场地的比赛，只能挂五星红旗，观众不能挂、也不能挥五星红旗以外的伪旗。至于场外你要挂什么旗，青天白日旗、台独旗、雪山狮子旗、只要中华民国不反对都可以。

当然，我不是深红，我只希望统一是永恒不变的，我也不是浅绿，我自以为自己是浅蓝，所以我不会去挥舞五星红旗，因为我赞成通过民主统一或者两岸组成联合政府，不赞成武力或者大陆吞并台湾。

但，两岸统一后那国旗又将是什么旗帜呢，五星蓝旗，还是青天白日五星旗？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绿色，不，澳门区旗是绿色的，那香港能不能改成黑色，组成一个奥运会？哦，只有四个环，那就组成奥迪好了。

在这里预言一下，马英九同志会在四年之后的春天，也就是开春化冻的时候来大陆进行和谈，共谋发展道路，谈判成功后，胡锦涛同志会亲自去台湾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从此中华民族站在新起点上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台湾国的人被赶去了日本，美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

（本博留言禁止使用“沙发”、“板凳”等之类的字眼，违者拉出去看烈日5分钟。）

女人走光办公间

（此帖，从10点过，发到现在。有点偏霉？而就是敏思首页都难点开了。下星期还这样，只有暂时歇业了！怎么人民、新华、新浪、网易从来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呢？的确太费事儿了！）

这回可是来真的哈，不来虚的。就身边的事儿，真真切切，当然不是看的真真切切，而是这个走光就在我身旁我眼前。更关键是，每天的上班时间都这样，一天一天都这样，整个一个夏天也这样，甚至夏天每到都已这样。

不过，说真的，作为一个男人，就算我是一个花心的男人，一个好色的男人，甚至是“变态”的男人，本来家里就有个大走光的，再加上这单位里走光的美女，美女的走光，天天在我的眼前晃过来，晃过去，我这个审美疲劳还是自然而然的就生成了。这真是说的老实话良心话。

很多单位，包括我们这样的单位，既不是工厂企业要穿工作服，也不是工商税务公安要穿制服，那言下之意就是说，来这里上班的先生们，更有小姐们，可以随便穿。即使，没有太随便的穿，但起码没有规定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这样的没有规定，这样的自由，对谁最有利呢？谁最拥护呢？那还用说吗？自然是年轻的女同事们，年轻的美女同事们那！

说心里话，真是羡慕死她们了。其他的先就不说，就说别人这样穿着的凉快。虽说上班有空调，但是，看见她们的这个风光劲儿，再看看自己一身的行头，衣服、裤子、袜子、皮鞋，哎哟，就这么一看一比，都觉得自己热，热的不得了；别人美女凉快，凉快的我自己好像都替别人美女凉快了似的！

每每这个时候，真的恨不得立马像美女们那样，脱下衬衣（T恤），长裤、袜子、皮鞋，穿上背心、短裤、凉鞋，甚至是光脚丫，像美女们这样，好好的实实在在的凉快一把！但是，这可能是在痴人做梦吧，那是不可能的！美女们现在是全身走光，连这个脚也走光的来，只见脚底板下有块板，其他的都是隐形甚至没有。

这可不可以理解为，如今的男人们被“封建陋习”“压迫”了呢？女人们都可以走光，而先生们连穿背心的权利都没有，真是太过分了！不光是我有这样的认为，好多男同胞都有这样的看法。当然，要破除这样的“封建陋习”，那是没有救世主的，只有靠我们男人自己。看看四周，好像先生们没有太多太积极的响应，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只有大家来个大比拼，看谁耐热的过谁？！――好无奈呀！

言归正传。看看我们这里眼前这个阵式，美女们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好像在与街上的美女大比拼似的。上周周末的下午，在我的办公室，周末会完了以后，其他的男同事和一些女同事先后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而几个妹妹们，几个走光特别厉害的的典型模范代表人物，居然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讨论起哪家店的衣服鞋好什么的，而且，讨论得之深入，好像完全忘记我这个男人，这个上司就在她们的旁边。没有办法，现在妇女大解放，妇女的权益受到更加广泛的尊重，我只能埋头假装做事儿，为什么说成假装呢？美女们在边上讨论的热火朝天，我能做什么事儿呢？

于是，我就在想怎么支开她们，只能是支开，而且还要找个恰当的理由。你不能说直白地就这样叫别人出去嘛，再说了，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其实，我老感觉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多的时候，能为女人们着想。也许，这是我们部门的女人多的缘故吧。不过，这个女权主义到底是什么样，一概不知道。“哎，你们想不想买便宜的好货，我给你们一个网店，你们去淘淘”？我知道这帮妹妹们也在网上买东西，特别是买穿的。我的一句话，还是挺管用，她们的几乎“肆无忌惮”的讨论声，瞬间停了下来。“你们回到办公桌前，我给你们发过来”。

她们就这样悉数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我也没有食言，通过单位的局域网的员工通道，把敏思的一个网友的“绿窗子店”的网址发给了她们，这个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见她们都还在看，就没有问他们感觉如何。谁知道，这周上班的第一天，在午休的时候，她们中有个人就对我讲：“头，大家都看了，价格样式都好，就是觉得太保守了”。居然毫不买我的帐！

不光是我们这个部门，对于我们整个单位里，姐姐妹妹她们这样的穿法，也不是没有另外的看法，我们楼上其他两个部门的支部书记，好像前段时间就一起向单位的党委书记反映过，意思是说，单位能不能出面打一下招呼。这两位都是老同志，有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也很正常的，没有什么恶意在里面，只不过大家的年龄、喜好、观念等有差距而已。后来在美女们在知道他们到党委书记那里去“告状”，在俏俏背着骂别人的时候，我还止住了她们这样的随随便便：“你们也要换位思考，假如她们是你们的父母，你们也这样”？

我们单位的这位党委书记，也是女同志，浙江人，说一口特别好听的江浙普通话，好听的来给那个何赛飞说话没有两样。她很老道，但是又特别开明，做事情很沉稳，所以，我们这些中层，在非正式场合都叫她大姐。据说，她在听了那几位支部书记的反映后，没有表态，只是说了解了解一下情况，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再说。据我这个部门的支部书记后来给我讲讲，党委书记也征求过她的意见。当时，美女们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可紧张了，生怕大书记一声令下，让她们像我们这些先生们一样，穿着“正规”起来。但是，大姐，老道的大姐大书记，还是没有任何言行。最后传出话来，说：“无碍大局的芝麻细节就不要太过于去强求了嘛”！

我们这里的美女是怎样走光的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特别是胆量的原因，特别是怕别人的“闲话”原因，所以，我不能像敏思博友西城来个直说，而我只能绕着弯子说。我们这里美女走光的程度，已经到了让我不得不想办法躲避的地步了。

我怎么躲法呢？在我的办公桌前，每年她们开始走光的时候，我都要放上几把椅子，男同胞和年纪大点的同事进来说工作，我都不会主动让他们坐，而走光的美女们进来，我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请坐”！以前没有椅子，也没有“请坐”。美女们进来站着，我接过她递过来的文案材料什么的，由于我的办公桌比较大，她来个对着我弯腰，递过来的东西，有些地方我一时没看懂，要问，这时美女又必弯腰指给我看，我的天啊，这真就叫是完全走光，你说我就是再“色”，也马上埋头，低低的埋头。

还有，美女进来了，她坐定后，我绝不站着，我是埋着头的，我就绝不再抬头。就是大家这么都坐着，美女的走光都是大看见。我要去到隔断的大办公间，我都是绕道走，最好不要从美女的身边过。但是，有些时候你就要去到某个走光美女那里去交代工作，或是将她们给我看的东西交还给她们。怎么办，还是“凉拌”为好，我尽量从她们的前方走过去，在还有几步的时候，我故意提高嗓门叫她，以提醒她能抬起头来，最好希望她能站起来，不过，看来我的这番“良心用苦”，根本没有起作用，这就是说，美女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走光，或者说不在乎。但是，即使是这样，即使是走光在眼里，我走到她那里，还是顺手马上拿把椅子坐下，没有椅子的，干脆我就叫她起来，她站着，我坐下：“来，我看看，在电脑里该怎么改”之内敷衍的话。

办公间的美女走光，不要说有什么副作用，起码，对于我来说，我这样子想办法来规避“被走光”，觉得还是蛮累的。蛮不自在的。拘拘谨谨的。怎么办呢？有些时候想想何必这样呢？但是，转眼一想，你真还不能怎么样，你还真得就要像现在这个样！如果你像走光的美女们一样自在，到处看，随便看，万一美女们说你起来就麻烦了！看来，还是一个受“封建压迫”的男人，怕女人说“闲话”！？

大陆同胞游台湾挥舞红旗有何不可？

联合早报网7月9日刊发署名黄世泽的文章《大陆游客如何搞砸两岸关系》，认为“如果大陆游客在政治上不敏感，以及不顾公德的坏习惯依然不改”，“对两岸民间来往肯定也会造成严重影响”，或许将出现大陆游客搞砸了两岸关系的结果。

对大陆同胞在台湾旅游时拿出五星红旗拍照留影之事件，不可过多地进行“政治”上的解读；如果非要进行政治上的解读――如台湾绿营群体，或如黄世泽那般――“台湾已被征服”或“占领台湾”，我们也可以读出另一种讯息，那就是大陆民众对台湾归属的民意表达：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大陆或台湾一方民间人士的行为，都将有被对方看做“不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可能，诸如上述挥舞红旗留影的事件在未来必有增多之趋势。两岸民间人士的互动，除了各自做好自己的功课――入乡随俗，尽可能多地了解当地风俗避免尴尬之外，最重要与最根本的就是各自的行为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只有这样，未来双方的民间交流活动才能更好地进行开展；也只有通过法律的视角来解读双方的行为，才能达致客观公允、双方都能接受的评价。

此次台湾垦丁五星红旗拍照留影事件发生之前，五星红旗就曾多次在台湾出现过。比如2009年高雄世运会上开幕式上，就有举着标识“CHINA中国”的牌子和五星红旗；另据高雄世运组织委员会基金会文化观光部的对外宣传，“只要不妨碍比赛进行及其他观众观赏赛事，在观众席上任何的加油方式都没有问题，若有人带五星红旗进场加油也行”。可见，在台湾地区挥舞五星红旗是合法的。从09年7月16日世运会开幕到现在，前后相隔不到一年，同样的都是挥舞五星红旗的行为，却发生两种不同的解读，这令人实在难以理解。除却了法律，我看不出两岸交流还能有什么客观的标准？！

两岸隔海而治60年，双方之间难免有隔阂隔膜。有隔阂隔膜是正常的，发生了诸如五星红旗拍照留影事件之后，关键的是双方要善意地予以理解并适当地予以尊重。我想在这方面，台湾同胞不妨先做做表率与榜样，毕竟台湾同胞常常自诩“多元包容”，并因此而在大陆同胞面前引以为傲的。如果说到双方的相互尊重，我看――至少在我看来――台湾地区尚有改善的空间。比如，大陆同胞在台湾旅游出手大方，台湾地区新闻媒体就刊出“大陆客很嚣张”的新闻。明明是一家人之间的往来，台湾民众被大陆尊称为“台湾同胞”，大陆民众在台湾地区却遭歧视被称为“大陆客”。最近看到新闻，台湾地区拟于2010年元宵节开放大陆观光客来台自由行――我建议台湾地方当局能将称呼改改，“大陆同胞赴台自由行”。就此来看，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症结不在大陆政府与大陆的民众，核心在于台湾地区的民众与台湾地方当局政府。

大陆民众赴台旅游，图的就是游山玩水玩得痛快。挥舞红旗拍照留念，无可厚非。要求大陆民众赴台旅游时要有“政治敏感”不做伤害台湾同胞感情的事情，这是不现实的；对赴台的大陆民众有这种要求本身，就是不尊重大陆同胞的体现。大陆同胞在台湾挥舞红旗留念，其行为并无不当，有何不可？

（王稷象，中国大陆）

联合早报7月9日刊发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tw100709.shtml

大陆游客如何搞砸两岸关系

http://www.zaobao.com/yl/yl100709_002_1.shtml

大陆客垦丁狂挥五星红旗绿营渲染“台湾已被征服”

http://bbs.huanqiu.com/huanqiubaoliaotai/thread-389630-1-1.html

http://www.gcpnews.com/articles/2010-07-08/C1046_54655.html

　　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城市似乎正在经历着一个前世今生的轮回，而今这个年代所上演的一段段拆迁史，似乎相当于上个世纪这个年代所上演的一场场文明戏。
　　同样是伴随着国情在城市里吹起的号角，前世的文明戏是在一个“没有完整的话剧剧本，只有简单的提纲，包括动作提示，重要片段对话等，一切靠演员的现场发挥”的舞台上上演的，而今生的拆迁史也是在一个《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还处于修缮进行时态，拆迁人员难免误读的背景下上演的；前世的文明戏“以言语、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并以之换来人们在面对满目疮痍的国土时的唏嘘和感奋，而今生的拆迁史却充斥着谎言、暴力以及最后随之而来的一片叹息声、一片瓦砾场。
　　同样是在世纪之初向着明天的希望前行，前世的文明戏是一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姿态，而今生的拆迁史却是一种“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的姿态。一百年间我们的城市文明，至少在这两种姿态的对比之中，已经高下立判；如若我们站在今天的瓦砾场之上再不反思昨天的那“楼塌了”究竟是为了破什么旧，又是为了立什么新？如若我们听到今天的叹息声之后再不关注明天的这“茅屋为拆迁所破歌”如何会在沉默中灭亡，抑或任它在沉默中爆发？
　　　　　　　　　　　　　　　　　瓦砾场：谁动了我的房子
　　“谁动了我的房子？”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必定是拆迁史上那些所谓的“钉子户”，他们的悲剧有着何其相似的结局，却又有着何其迥异的情节。
　　谁动的？
　　法律学者周大伟说：“纵观世界各国，很多东西都可以民营，但城市规模化永远是政府在管，因此征收、征用、拆迁的主体只能是政府。由于只有政府拥有对土地和城市规划的权力，所以，政府指令拆迁或授权开发商拆迁本身就是政府行为。但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有重大缺陷，条例规定的拆迁人是开发商，往往政府在下达了行政命令后，将‘拆迁人(多为房地产开发商)’推至前台，自己‘淡入’幕后，扮演着‘仲裁人’的角色。一旦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对簿公堂，政府可以回避诉讼的责任和义务。”
　　而拆迁人也会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指导思想下合乎法律法规地寻找一个委托拆迁人，这样一来拆迁的棋局越摆越大，牵扯到了多方的利益博弈，加之有的拆迁公司作为委托拆迁人并不具备房屋拆迁资质，“强拆就是硬整”、“一条人命一般十几万就能搞定”的言行，使得很多暴力拆迁、强制拆迁的案例失去了原本可以坐下来平等谈判的可能性。
　　余秋雨在回首自己的人生路时有句感叹：“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这种关乎人文的恐怖讽喻，放在而今拆迁史中也未尝不可：不怕拆迁，只怕指挥之手竟是狼爪。
　　于是，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依然强调拆迁人义务的偏向之下，在作为上位法的《物权法》成为一纸“无权法”的尴尬之下，修缮这些法律法规之时，便应该给弱势的“人”赋予更多的权利，而给强势的“狼”设置更多的禁区。
　　怎么动的？
　　北京那推土机前老人手持的《宪法》，重庆那孤岛上摇动的国旗，南京那王府餐厅上18000枚铁钉，成都那自焚抗拆的汽油，上海那构成了“伤害罪”的燃烧瓶，郑州那撞向拆迁人员的厢式货车，武汉那农民自制的土炮，一百年前的世纪初，文明戏大多是在这些城市里举手投足；而一百年后的世纪初，拆迁史渐渐地在这些城市里狼烟滚滚。
　　白岩松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其实所有人都希望拆迁所引发的冲突是最后已经没有办法的办法，谁都不愿意看这样戏剧性的场面，但是这几年这样的事情越出越多，我觉得导致可以不让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就是双方心平气和的时候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相关的机制去保障？”
　　实际情况是，不管是公益性还是私益性的拆迁，牵动着的都是一条“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利益链，在政府制定并参与的博弈规则之下，拆迁人的成本和被拆迁人的补偿，不得不为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有所付出，而博弈各方又都希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在利益链中处于高端的“黄雀”和“螳螂”难免联合起来，通过谎言、暴力等手段来实现对通常扮演“蝉”这一角色的被拆迁人的利益侵害。长此以往，“蝉”虽然是春生秋死，却能把万物生长的夏天搅扰得很不宁静；被拆迁人虽然是螳臂当车，却能把城市生长的节奏搅扰得很不和谐。
　　为什么动？
　　答曰“城市绿化”，答曰“旧城改造”，答曰“公益事业”。但是现实中的城市拆迁，实在只有少数才真正是从所谓的“公共利益”出发，即便如此，也会因为种种法律法规的模糊和社会观念的成见等，对个人合法合理权利的平等保护这一“公共利益”视而不见了。
　　于是，政府和开发商在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动之时，还可以将服务“公共利益”这一光环揽到自己的头上；而被拆迁人在需要为死守自己的底线而动之时，还免不了会被加上妨害“公共利益”这一似乎莫须有的罪名而被称为“钉子户”。
　　不能不承认的是现在已经过了“再一次相信名词”的年代，即使再弱势的被拆迁人，也会为自己的合法合理权利不惜与“公共利益”分庭抗礼，而不会轻易地“放下古代的锄头”，放下自己做为“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给与的希望。君不见2010年1月6日发生在广西的那场农民为抗议政府强租土地违建学校而进行的“煮”锄头、“吃”泥土的行为艺术。
　　所以诸如速效政绩、高额利润等等心思，其实已然鸵鸟的屁股一般，藏是藏不住的，也不需要再藏了，反而还要开诚布公，好好考虑一下白岩松的建议：“政府及相关企业作为博弈的这一方，今后是不是所有的拆迁都应该非常清晰地公布你的成本，你的预算和你所有的这种潜在收益，到底你花多少钱，因为媒体已经一次又一次的报道出来。其实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挣了双份的钱。一方面从开发商那里拿到了要给居民的补偿，可能并没有全额给予居民，他又赚了一头，通过卖地挣了一笔钱，通过这样的转手的过程当中，又挣了一笔拆迁的费用。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修公路是政府作为一个主体，还是开发商，将来所有拆迁，这些所有的账目应该是公开的。”
　　动了怎么办？
　　“拆迁”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用”之尽锱铢，“取”之如泥沙。当城市生态日益冲击着中国人的乡土观念，当“家”的概念日益趋近于商品，那些坚守的“钉子户”不可逾越的底线已不是从前所谓的“安土重迁”，而是当下不得不算计的“赔本买卖”。
　　不过“钉子户”在当下多方博弈的拆迁棋局中，“弱势”是明显的，“平等”是微妙的，凭借如此的财力、智力、实力乃至地位，很难与政府和拆迁人进行完全公平的交涉。即使拆迁人有再多的“合纵”之策，政府和拆迁人也有更多的“连横”之略。只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本不是暴秦与六国的那种敌对关系，他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所需要的就是公平的规则、公正的程序和公道的价格。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有了很大进步，对“公共利益”作了更具体的界定，规定了组织和个人对违反条例行为的举报权，对补偿形式也进行了充分的整合，对那些放弃产权调换选择货币补偿的个人住宅被征收人，政府应当“提供适当房源”，而且“被征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和有关规定确定，但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生效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交易价格”，房地产评估机构也“由被征收人以投票、抽签等方式确定”。
　　如此，将政府的公权力和公信力 “从商业拆迁剥离出来”，而投入到了公平的规则、公正的程序和公道的价格中去了。只是5个月过去了，这股将把“拆迁”吹成“征收”，吹成“搬迁”的东风，还迟迟没有正式来临。
　　　　　　　　　　　　　　叹息声：信念广场和重庆孤岛
　　法国学者卢梭曾说：“一切重大的法律不是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是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尚未被 “刻在大理石或铜板上”，而两座带有法律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已被“铭记在公民们的心中”了。
　　“我喜欢原来的老巴拉德，而那个新巴拉德，你们自己留着吧。”
　　100多年的小屋，价值8000美元，附带的土地价值12万美元；80多岁的老太太梅斯菲尔德，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就是这样的小屋，这样的老太太，却在2009年给饱诟拆迁之病的国人带来了五个似乎久违的童话和难以相信的梦境。
　　开发商在政府拒绝帮忙的情况下，给出了数倍于其价值的100万美元都买不下老人的小屋，无奈之下修改了设计图纸，绕着老人的小屋建造了一座凹字形的五层商业大楼，此其一；
　　老人拒绝的第一条理由便是她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了，在这里送走了她的母亲，在这里拥有很多回忆，她希望自己也像母亲一样在这座小屋，自己的家里去世，此其二；
　　项目建筑总监马丁竟然与老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2006年一开工到2008年老人在小屋里去世都由他无微不至地照顾，老人在遗嘱中将房子赠给了他，留传了一段类似“狼爱上羊”的传奇，此其三；
　　2009年5月底北美上映的动画片《飞屋环游记》有着与老太太和她的小屋类似的剧情，为此制片方迪斯尼公司还特意在老太太小屋的屋顶系上了彩色气球，十分有童趣，此其四；
　　马丁以31万美元的价格将房子卖给了他所认为同样懂得老太太信念的一家地产指导公司的老板格雷格皮诺，而后者准备将之改造成一个可以教人们思考自己人生的项目，名叫“信念广场”。把小屋抬到和环绕它的商业大楼同样高，下面是两层的开放空间，作为自己的办公室，也向市民开放，人们可以“买”下一块砖，在上面刻下自己的信念和名字。“爱是温暖人心的太阳”，据说这是第一块砖的买主将要刻下的信念，此其五。
　　于是，老太太被抬高的小屋真正地升华为“上层建筑”，而地产指导公司老板格雷格皮诺居于其下的办公室仿佛支持它的“经济基础”一般，老太太的小屋被永远留下，“信念广场”深入人心，许多粉丝都将梅斯菲尔德的名字和小屋刻画在自己的臂膀上，把“爱是温暖人心的太阳”放在自己的心里。
　　“重庆的第二解放碑将形成，或许应该叫它室内的物权碑。”
　　同样是拿太阳来打比方，“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2010年温家宝总理的这一名言，仿佛一束等候已久的阳光照亮我们的拆迁史，如果这一句著名的“上层建筑”，再能有与之般配的“经济基础”该多好。
　　本来并不是没有机会。
　　早在梅斯菲尔德小屋化作“信念广场”再如飞屋般环游世界之前，重庆“最牛钉子户”那耸立在十米绝壁宛如孤岛之上的房子，那招摇在房子之上的国旗，已经彷佛以某种“受苦的人”的形象，成为了媒体舆论、人们心中形似更神似的丰碑。
　　2007年3月底，有位网友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建筑师关于重庆“钉子户”问题的解决办法》，事实证明他所谓的“物权中庭”的构思与2009年横空出世的“信念广场”何其相似，而且就如“信念广场”切实的注脚是“爱是温暖人心的太阳”一样，如果“物权中庭”得以实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毫无疑问可以作为“物权中庭”的注脚，无独有偶，这位网友为之所拟的另外一个名字便是“阳光中庭”： 
　　“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有以下一些想法，或许过于理想化，可操作性不强，但也应该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从有限的资料了解此处拆迁后将建设大型商场，大型商场上面有没有高层塔楼不得而知。从媒体的照片看到，“钉子户”的二层小楼大概处在整个商场用地较中心的位置。根据以上有限了解的情况，我提一点自己的想法。
　　“保留‘钉子户’的二层小楼，修改原大型商场设计方案或重新进行方案设计，这对于建筑设计师来说是一件极具挑战性和极其有趣的任务。
　　“‘钉子户’的二层小楼占地大概百十平米，根据它所处的位置，这栋二层小楼正是大型商场绝佳的中庭位置，我们就把这栋二层小楼作为商场中庭的中心，将商场中庭面积扩大500平米以上，对中庭中心的这栋小楼在尽量保持它原貌的情况下进行外墙与室内的整修，形成商场中庭中的一处独立商业建筑，并在补偿杨武吴苹夫妇现金安置后，将这栋小楼经营权交给他们使用，条件是杨武须每天早上商场9点开业时要到楼顶举行摇国旗仪式，呵呵。中庭的独立商业建筑形成后将带动中庭周边的商铺人气，这里将不亚于临街的价值。
　　“这将带来多么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个大型商场将火的一塌糊涂，全重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将蜂拥而至，相对于修改原方案和损失的商业面积销售额来说这将形成一个长远的效益。
　　“对于业主来说小楼没有拆，给了他们现金补偿和原地经营权；
　　“对于发展商来说注重社会的效益，又使自己的开发项目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广告效益和社会知名度；
　　“对于当地政府来说，既尊重的人民的权益，又保护开发商的利益，是对物权法的极大支持，树立在房地产热潮中明智的政府形象。而且这种做法不益推广，面对全国各地的拆迁问题就是看谁先做的问题了，晚下手不如早下手。
　　“关于修改设计方案或重新进行方案设计，全国的设计公司都会毫不犹豫的免费为开发商进行这项工作，希望开发商可以给我这个优先权。希望尽快看到项目的设计图纸。”
　　可惜这个童话没能圆满，这个梦境没能成真，这座因为存在了4年之久而被重庆官员视为法治拆迁之标志的房子，终于在它的主人杨武、吴萍夫妇拿到了满意的补偿后被连夜拆除了。虽然它似乎作为全国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试验田，也一度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也算具有了些法治的意义，但显然没有达到“物权中庭”那般的多赢和“信念广场”那般的文明，即使许多人宣称重庆孤岛是自己心中永远不倒的丰碑。 　
　　　　　　　　　　　　　拆迁史的终章，文明戏的开篇
　　重庆孤岛可以看做世纪初争议性拆迁史的缩影，有四年不渝的抗争，有停水停电的暴力，也有新闻媒体的参与，有最终补偿的满意。人们对于重庆孤岛最终达成拆迁的结局所给的“沦陷”评价，其实是对整个世纪初拆迁史的评价。
　　血泪一洒再洒，法规一改再改，人们似乎对拆迁史中包括“多赢拆迁”在内的任何正面名词都不太相信了。
　　2010年3月，从湖北省武汉市传出一个洪山区马湖新村方建5年的别墅遭遇拆迁复建的消息，在当地官员“改造城中村，实现了村民利益、地方经济和商业开发等方面的多赢”的表态下，却引发了舆论又一次地围攻起了“多赢拆迁”的现实性：
　　“如果不考虑拆迁居民的‘精神损失’，这样的拆迁看起来还真是没有输家。拆迁户获得的补偿远高于现有的‘联排别墅’的市场价值，村民就业、社保、医保、收入都解决了。政府多了一项土地出让收益；房地产开发商也从中狠赚一笔，还为当地的拆迁公司、建筑业创造了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制造出更高的GDP数据。从这个视界看，这样的拆迁确属官员嘴中所谓的‘皆大欢喜’，利润和口碑都盆满钵满。
　　“另一个问题也产生了，如果‘短命’小区真的可以创造多赢，那是不是要鼓励无休止拆拆建建呢？经济学的原理告诉人们，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多赢的折腾’总归要人买单！在这样的拆建中，地方政府、开发商、城乡居民看似都收获了各种效益，但是实际上‘浪费了纳税人的钱’，最直接的结果是，推高开发成本，抬升房价，让购房者为上述的多重收益买单，为GDP增长买单。部分群体的‘多赢’，伤害的是社会公义，损失的是社会财富。”（《苏州日报》）
　　诚哉斯言，马湖新村的这种多赢模式作为个例值得肯定，但并不能够如同洪山区“城中村”改造办公室副主任程霖口中所说的“武汉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作为经验在很多城市里推广”，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反映出了基于一些唯GDP主义的人为因素，我们的城市正害着并不算轻的“富贵病”这一现状。城市GDP与高楼一般节节升高，但有多少沉淀在了这高楼脚下从前的瓦砾场上，有多少消失在了运送了全世界40%的建筑垃圾的渣土车上；“城中村”改造的脚步迈出了一百步，城市公租房的建设却只跟上了五十步，少数的城中村村民的居住条件得以改善，广大的外来人口却该如何地望“城”兴叹！
　　加之现在又处于新旧拆迁条例青黄不接之际，而且据《南方周末》统计，在这段持续了5月之久的真空时期，有全国影响的恶性拆迁事件又发生了13例，所以城市决策者要明了人们在信念上有几许悲观，在情感上有几许不满，要有意于治病救“城”的注意，反思昨天，憧憬明天：
　　若我们再多一些爱，屹立的血肉之躯会让钢铁怪兽望而怯步，潘蓉和刘大孬的惨剧岂能在人间上演；
　　若我们再多一些公平正义，涌向重庆孤岛的人潮，将不为声援却为欢呼而来；
　　若我们再多一些市场化，拆迁的补赔偿价格将从“泥沙”还原至“玉石”；
　　若我们再多一些公共利益，北京的曙光西路早已没有民房横亘其中；
　　若我们再多一些长远的目光，就会避免“张书记开河，李书记填河”的资源浪费，避免更多的马湖新村“未老先衰”；
　　若我们再多一些换位的思考，就该明白城中村的改造不仅仅要“授之以鱼”，还要“授之以渔”，如此村民才能变身为市民之后能够有尊严的活下去。
　　这些青岛在2005年的麦岛拆迁中都做到了。拆迁过程中政府不沾一分钱，完全是市场化运作；尽可能地提高了补偿标准，并采用灵活的补偿方式，可以选择产权调换，可以选择货币性补偿，也可以二者兼选；开发建设保证安置区优先，并相应减免了物业管理费；如此种种，麦岛拆迁终于真正实现了青岛市崂山区的“四点一线”景观区的布局构思，拆迁出麦岛片区的经济活力的同时，更拆迁出了政府和城市的新形象。
　　若我们都能做到这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想必将实现。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期盼我们新条例的决策者们能正视我们业已“沦陷”的拆迁史，期盼我们城市的经营者们能直面城市建设上害着“富贵病”的惨淡。期盼《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在21世纪元年代末的到来，借此东风，期盼着瓦砾场上拆迁史的终章，期盼着叹息声后文明戏的开篇，而不仅仅是一回将“拆迁”换成“搬迁”的文字游戏。城市的生长不仅仅是物质文明建设上的破旧立新，还要有精神文明建设上的善始克终，要让城市在“眼看他楼塌了”的同时，不再有痛断肝肠的人们去“诌一曲《哀江南》”或者打一通叫做《被拆迁的人们》的京韵大鼓。                                     爱的策划：信念广场恶的谋划：重庆孤岛

      最近，源于方舟子，中国第一打工“皇帝”，薪水最高的中国第一“经理人”唐骏先生由于“学位门”和专利涉嫌造假，成为各大媒体和门户网站的热议新闻。

      唐先生的文凭假还是不假？其实很清楚，不假！西太平洋大学也是可追溯的在美国相关机构正式注册经营的。只是，这份文凭的含金量可以说不很高，或很不高。可以对比看作是，北京大学与三木学院文凭之差异。

      其实唐先生，算得上是杰出成功人士了，哪怕没有任何学历文凭一样可以傲然立世。只是，忽略了商人“闷声发大财”的准则，而是去忽悠广大年轻人，到处演讲立万，俨然一幅青年导师的派头，被方舟子如此戳穿，落得灰头土脸，那也是咎由自取、自寻烦恼、活该倒霉了。

      我相信唐先生的文凭是真的，因此而陷入思考。

      我在国内走过为数不少的大学，都有国家授权的、真实的研究生文凭授予的权力，可是，尽管识字不多的我，也看出“彼”与“此”之间在研究历程和成就上的巨大差异。

      于是，问题来了，最能“正统”的国家授权机构，不知道国内这n多“彼”与“此”之间的真实差异么？或者说，最能“正统”的国家授权机构也是认为，只要有了授权，都是正统的和真实的和等价的？那又为何普世价值都是在嘲笑西太平洋大学的“校友”呢？

      我也很想了解体制外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了机会便会细心询问。

      香港，有八个受政府承认可合法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这八个大学又是如何获得政府承认其合法授予学位的地位的呢？

      原来大致是这样：

      英联邦体制下，有一个非盈利的、成员动态的大学评估委员会，对提出申请的大学予以评估，据说历程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关键结论是：具有相当的科研研究能力，且具备自我维护学术声誉能力的高校，可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我知道的大陆体制下，一般是申请单位填写《****单位申请博（硕）士学位授权专业简况表》，其中有研究方向、学术队伍、科研成果、科研经费、教学条件等等一系列的分项表格，经过境内同行对这纸上的数据的评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审，通过者就可获得学位授权资格。

      可以认为，体制内审核的是书面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教学条件。对是否具备自我维护声誉的能力，只是默认你已经具备、一定具备。

      然后，国家层面的各类教学资源，根据你是否具有学位授予权等分配。

      于是，各色各样的学校纷纷申请学位授权。

      于是竞争激烈；于是找人请、开后门、拜票；于是具备相同国家授权的学位在研究历程和研究水平上有了巨大落差。

      于是有了2005年前后，网路上流传甚广的小说《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

      于是有了具备高含金量文凭的人们对低含金量文凭人们的鄙夷。

      于是有了方舟子嘲讽西太平洋大学文凭的事件。

       至于个人工作能力，能力是什么？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呵呵，算是思考的总结吧。

       一笑了之。     

日前，美国21岁的卡伊拉?马特尔赢得特拉华州选美大赛的冠军头衔。本来，这种选美结果通常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但是这次的冠军非同寻常，让我十分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赛冠军是一个“光头美人”！爆出了选美大赛历史的最大冷门。

由于卡伊拉自幼患有斑秃，俗称鬼剃头，因此，她无法拥有像其他女孩儿那样的一头秀发，但是，是什么动力促使她挑战选美大赛呢？于是，我十分留意地读了她的赛后感言，她说：“我想告诉人们，美可以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通过漂亮的脸蛋来体现。没有哪个选美皇后会一直保持着芭比娃娃的美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都是与众不同的。”

纵观中外无数次的选美比赛，光头美女得冠是我头一次听说。看来，卡伊拉的获胜无疑让世人眼中的选美惯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颠覆。

报道说，虽然没有一头秀发，但卡伊拉并不自卑，相反她的生活态度非常的积极。这次比赛之前，卡伊拉曾参加过四次选美比赛，但都失败了。在第五次选美大赛的初始阶段，她也曾一度成为争议人物。但最终，她凭借坚定的决心击败了其他15名参赛的美女。她用自己的优雅消除了所有质疑。
全球大约有2%比例的人口罹患此种病症，在美国则约有4百万名患者。卡伊拉从不讳言自己戴了假发，甚至愿意公开以秃顶示人，并没有为缺陷而抑郁寡欢。当谈到她今后的打算时，卡伊拉说，她希望用冠军的头衔来提高人们对斑秃疾病的认识，?能让斑秃病人们重新找回对生活的理想和热情。

看着照片上卡伊拉灿烂的笑容，我不禁设想，假如卡伊拉生长在中国会怎样？她会不会也能得到竞赛冠军？

可是，纵览我国选美大赛的选手，从来没有秃头美女参赛的特例啊。

我不由有些担忧起来，如果卡伊拉在中国......

她上学时，她能不能经受得住同学们对她秃头的反应呢？如果有足够的勇气是最好，但如果没有呢？戴假发无疑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可是，如果被同学发现了呢？

她游泳时，她的勇气会不会在淋浴间被其他女性的诧异目光所击退？

她毕业找工作，能找到一个单位可以接受这样的斑秃女性吗？

她喜欢表演，能有一所艺术院校或者表演公司可以聘用一个秃头美女吗？

她该谈恋爱了，有这样一位男子能够不在意她的秃头而真心爱她吗？

她想参加选美比赛，可有哪个举办单位敢于承应这样的参赛者吗？我们历次选美大赛，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

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盘旋着，让我渐渐感到郁闷。

如果卡伊拉生长在中国，她的父母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掩藏的方式来让她避免受伤害。于是，小小的卡伊拉，便在出门时候戴上了假发。她开始明白，秃头是不好的，是丑陋的，她不再把自己当成与别的孩子一样。于是，心中第一个自卑的种子来自父母爱心的栽种。

可有一天卡伊拉忘了戴假发出门，或者说她想尝试一下光着头出去会怎样？我们不难想象她会遭遇什么样的眼神、指点和议论。可以说，走在大街上，她成为了旁人路过时背地里指手画脚的焦点。于是，孩子在幼小心灵里，第二个自卑的种子来自周围人异样目光的栽种。

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对患有此类病症的人是歧视的，是不包容的。无论是参加工作还是谈恋爱，人家一知道她是个秃头，十有八九都是拒绝。所以，卡伊拉也从不谈恋爱，她不相信这世上能有一个男子会不在乎她的秃头。于是，心中第三个自卑的种子来自社会的栽种。

鉴于以上的设想，我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大家不要怪我――卡伊拉如果生长在中国，不要说参加选美大赛，就是连想的念头都不会有。因为父母、周围人、社会环境和体制、以及观念都早已制约了卡伊拉的梦想，或是扼杀了这种梦想。从家庭到社会，都没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她自由自在地生长。从小在父母要求下戴假发的她，根本无法像美国的卡伊拉一样坦然面对自己的病症，更无法坦然面对别人的目光。

所以，卡伊拉如果生长在中国，她的选美梦想能够得以实现的几率几乎等于零。

我多么希望我们也可以让千千万万像卡伊拉这样的人，无论身体有怎样的缺陷或者残疾，都可以一视同仁被当做正常人看待啊，从家庭到户外，从学校到工作，从赛场到领奖台，都有和正常人一样的机会和待遇，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在阳光下自由呼吸，自由奔放，尽情挥洒生命的热情和美丽。这才是万物平等，尊重生命的体现。

你说这种秃头女孩选美的怪事儿，在美国发生怎么就能合情合理地存在，到了我们这儿就比登天还难了呢？

我渐渐发现，这书读的多了，会因为知道的多一点点而得瑟起来。妻子的侄子大学毕业回来看我，说起黑洞的事情。我就对他说，黑洞只是理论上证明存在而实际上谁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你现在一五一十地说着黑洞的话，那也只是你自己的观念，不是真实的黑洞的观念。比如未知世界（死亡以后所认知的世界），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可是去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过，那些阴间的故事都是活人观念里的东西，和真正的未知世界的情形肯定不一样。可是却有人说黑洞是科学，未知世界是迷信，这有什么模子吗？只有时间来证明了：时间久了就有去阴间回来的人了，时间没有了就有黑洞了。哈哈，我可是用诙谐的语言来说这些事情的哟。

当我发现得瑟了，就赶紧出来清醒一下。这才发现是因为读了一些语言类的书籍惹的祸。可别小看语言学，我感觉它像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通过脐带和母体联系着，那个母体，就是我们的有限语言所能感知的以外的世界：在学问上可以大于“哲学”这个大体系，在观念上可以大于“思想”这个大体系，庞大，幽深，如宇宙一样无边无垠，让人浮想联翩，拽，飘，得瑟。

深通哲学和语言学的人是很容易得瑟的。最著名的是尼采。他很早就从中发现了人的智力的不平等性，竟然嫌弃芸芸众生起来。以我看，尼采确实是智商很高的人，写了很多有洞见的书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得瑟一下是有资本的。没有资本还得瑟，那就很不明智了。李敖很得瑟，鲁豫问他“大师会崇拜什么人吗？”李敖不假思索的嬉笑道：“我会照镜子。”够可以的了。李敖就不提了，我看尼采比起老子等中国先贤确实是得瑟的，《道德经》（第六十六章）说了，“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也比不上洪应明，《菜根谭》中有这么一段：“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污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看看咱的气度！要是有一个人比你尼采还厉害，也看不起你，你心里啥滋味呢？你不怕死干嘛不早点死，还装疯卖傻的让姐姐收养你？我是连李敖的资本也没有，不敢去得瑟，就在旁边嘿儿嘿儿的笑，笑尼采不会清浊并包，善恶兼容――他不知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他尼采想改变，那是吹糖人儿的吗？

后来又出了个乔姆斯基，也是非常厉害的角色，他提出“心智”这个词，也是内涵广大，从语言这里深入到人的基因里面去，让人好好害怕。有这样一种看法，好像和乔氏的心智说有些关系。说，“好学生是教不坏的。教师只不过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旁观者而已。”有的老师却忧心忡忡，“我发现我的学生基本素质越来差了，连传统文化以及名著中的人和事都不知道了，教育的悲哀啊！游戏倒是无师自通。”乔氏会说，“这就是心智。有的人变了蝎子就蜇人，这也是心智。这个社会，就是很多蝎子主宰着，着急也没用。你们现在虽不是蝎子，可是一放到那个位置，就也变成蝎子了。豆子见了水，还不长出豆芽来吗？”我没乔氏那么深刻，只会说“你担忧什么呢，文化讲究缘，有缘的人，会和文化结缘的。时代文化造就时代的人，――它就是那么个规律，你再强的使命感也没什么实际的用处，能做好眼下的事情就很不错了。”不过，我也希望凡事能从多方面来看来学，很多人说“爱”，说“三醒吾身”，其实他们说的非常狭隘，他们没见过铁屋子外面的精彩世界，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或者做的根本就是两码事。还是多看看铁屋子外的世界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说“三省”吧。我这一得瑟，把那些口头上挂着“爱”的酒瓶子的人给得罪了，他们可有当官的，――是不是很害怕？

害怕归害怕，可是这历史，还是照样往前走，到时候，我们自然就都去看尼采和乔姆斯基了。原来他们预见的，是他们以后的事情，不是他们当时的事情；他们预见的只是理论上的未来，现在只能想想说说，不能实践，韩愈早说过“适于时，救其弊”了。他们想救当时的弊，可是没有适合那些时候，所以得瑟发疯是难免的。好在乔姆斯基非常清醒，并没有得瑟，也没有发疯，以科学的精神扎扎实实的做研究，拿住了真东西让大家看，这才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他的学说，似乎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可是就是这么回事儿，也一样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因为社会太庞大了，一个人，一些人，一帮子人，根本就改变不了这个现存的社会本应行进的速度。毛主席是伟人，想改变人民大众的劣根性，放权给他们闹一闹，可是他们闹将起来失控了，把一大批好人也给打了倒；陈天华、谭嗣同等人没有“适于时”，对民众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四川地震，让三十年没有听过地震过的人们一下子震蒙了，疯狂的捐款出来，等到了青海地震的时候，这些人就清醒，不那么可劲儿的捐钱了。现在人们还在疯，还在蒙，一个劲儿的盖房子提价钱。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假的。可是，别以为经济发达了，人们的思想就一下子改变过来了。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急不来的。国家每年给教育的钱可真不少，可是下面的虾兵蟹将们并不真的照单执行党中央的决定，不是以权谋私就是变相花掉，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打折扣去。在民间，还有像陈天华、谭嗣同这样的人，到处募捐呐喊，亲自深入民间调查民情，救人于水火之中，可是有不少虾兵蟹将们是看冷笑话的，他们旁观着，抽着名贵的香烟，饮着高档的名酒，只待陈、谭之流过来了客气的招待一番，说句客气的话，所用的都是国家的钱，民脂民膏。可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辛苦，做的已经很优秀了――优秀的名额多数是领导得烂了才轮到普通群众的。

鲁迅也看不惯这些事的，他大约不考虑思想转变非常的难，所以要去把铁屋子的人给叫醒了。人都是活在自己的思想观念里，你把他叫醒，他很难受的。想自杀的人你不让他自杀，他也一样很难受，觉得还不如死了的好，对他而言，早死晚死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你看着他死了可惜，他并不这样认为。世界杯后自杀现象不断重演，愿意确实很多很复杂。我觉得吧，好像是当今的英雄主义方面的精神寄托太少了。过去人们崇拜战争中的英雄，对英雄人物有种顶礼膜拜的精神寄托；现在社会相对稳定，缺少战争，可是人们骨子里的英雄主义情结并未减弱，又看到糖衣炮弹到处飞，不少公仆被被壮烈，于是就投射到类似战争的足球场上。在这里，足球比赛就是战争，“我”钟爱某个足球队，就像“我”也参加了这场光荣神圣的战争一样，“我”是战场上的英雄，捍卫胜利就是捍卫祖国尊严，捍卫自己的尊严。现在，“我”战败了，“我”无颜见江东父老，“我”解不开这个心结，“我”必英雄般地自杀，以捍卫“我”的尊严。男性球迷的自杀可能是英雄主义情结的失落，女性球迷的自杀就耐人寻味了――我也只以我的观念来揣度，是不是真的，应该去问死者本人，问心理学家也行，他们往往替死者发言，真不真的也不一定。

人们是很喜欢看山的，最好是带有雾的那种，朦朦胧胧的，美极了；网恋，对“你”的情况不了解，一直处于猜猜和向往的状态，朦胧着多好？有人不信，见光就死；艺术品，光看外面，别把油画的底布给拆了去研究它是什么材料制作的；铁屋子里的人也在雾中逍遥快活，别去打扰他，你把他们叫醒了，他们会恨你，用砖头把你给砸死――这不是房龙讲过的故事吗。思想、观念这东西，不但需要在漫长的历史里等待，还需要纵横交错的去理解。有的人只是纵的理解，有的人只是横了理解，很不全面的。大家都这样想着做着，你极少数人怎么能够改变？这是你们的努力能够拯救的吗？

――我可是在喝醉了才这样想：没有这些得瑟的英雄，社会发展不到今天这个样子，可是人们仍然害怕并仇视这些得瑟的英雄，过着寄生虫一样满足或贪婪的生活。等我半醉半醒了才发现，我因害怕被仇视，所以不敢再得瑟。

2010-7-9

“扣你没商量”让中移动成全球第一

央视6日的一则新闻报道让中移动陷入了用户对自己是否被多扣费的疑虑风波之中。7月7日，针对媒体关注的“手机计费误差”问题，中移动对外公布了核查结果――海南公司存在切割话单造成的计费误差问题。然而，一位移动员工表示，“这些错误就跟WINDOWS中的漏洞一样不可避免”。（7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在央视报道中，海南的一位黄先生2月份的162个通话计费记录，就有7个错误话单，计费差错率高达4.3%。著名统计专家安鸿志认为，在一个月里出现7次错误话单的情况，大约3000亿年才可能碰到一次。更奇怪的是，这种概率几乎为零的情形经常在中国上演。很显然，背后是人为操作的。在日常中，遭遇中移动“扣你没商量”的人不在少数，其存在的问题也不只是“碎单”和“分割计费”的问题。这两种情形还算是客气的，必竟是打电话了，用了人家的服务系统了。更冤的是，很多人并没有享受到中移动的任何服务就被“强制服务”了，无巧不成书，笔者看了央视的报道后，赶紧查了下服务项目，结果多了项“彩号业务”，每月被扣10元，且已经连续扣了半年了。

据中国移动2009年的经营数据，他总的营业额是4521亿元，利润是1000多个亿，客户总数5.22亿，现在估计近6个亿了。有这么庞大的客户群，从每个人头上拿点就是个惊人的天文数字。与中移动“拿钱”的容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客户维权的艰难。据中消协的一份投诉分析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移动电话和电信的投诉已经位居投诉量第二。由于具体到每个人被多扣的费用每年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加之维权成本太高，绝大部分人放弃维权，这反过来让中移动无所畏惧。

中国的手机用户一直以来就扮演着冤大头的角色。众所周知，从美国往中国打长途的话费比中国便宜得多，目前是每分钟1.5美分，即通话1小时为0.9 美元，不足人民币7元，而从中国往美国打电话为人民币8元1分钟，通过17911转拨为3元，还要外加市话费。这就形成一种奇观，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是美国居民的十几分之一，而我们打国际长途一分钟所用费用顶人家近一个小时的花费。值得一提的是，人家是用秒计费的，而我们这里是用分钟计费，人家打多少秒的电话就收多少秒的钱，而我们这里打一分钟的电话只要超一秒就按2分钟计费，人家那边是人性化服务，“客户是上帝”，而我们这里是“要想富众人头上扣”，“霸王条款”横行，扣了你的钱，你还得忍着。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联通董事长、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杨贤足曾提到，“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240亿元，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里，也经常能看到两个电信部门的铁塔并立。这两个铁塔，分别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现在，每个电信商都有自己的网。建一个干线网需要投资200亿元以上，而目前五六个网并行，总投资已超过了1000亿元。已经不言自明，这些国家骨干企业不计成本的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最终是由亿万客户埋单的。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垄断，贴切的讲是联合垄断。电信从一家分拆为多家，本意在于打破独家垄断的局面，但是出现的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恶性竞争结果，在对付消费者方面，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制订“霸王条款”，建立“攻守同盟”，而不是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降低价格。在此情形下，《反垄断法》竟然一直被养在深闺，无所作为。

就在5月底，英国《金融时报》公布最新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移动通信以是值1930亿美元位列第10位，全球电信行业第一名。服务质量差，成本偏高，话费奇高的中移动，倚靠蚕食亿万用户登上了世界电信老大的位置，这又是一个只在中国才能发生的奇迹。

中国人的创造力哪里去了？

文/王逸风

最近的打假事件沸沸扬扬，是打学术的假。著名学者汪晖的论文被指有抄袭嫌疑，商业精英唐骏的博士学历被指是花钱买来的。除了这二个闹得轰轰烈烈的，其他教授抄袭、博士抄袭的例子不胜枚举。

学术之外，所谓山寨机、山寨明星、仿冒品之类的更是层出不穷。前几年，中国以“世界工厂”自豪，说世界各地的商品大都是中国造的。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郎咸平的一些文章揭开了虚假的面纱，中国人渐渐意识到，所谓“世界工厂”，不过是一个“加工车间”。中国人既没有掌握核心技术，只能做做简单的组装工作，美其名曰代工，大名鼎鼎的富士康公司就是这类代工企业之一。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外订单的下降，中国政府日益意识到产业升级的必要。广东省出台了“腾笼换鸟”政策，可是不少老鸟走了，新鸟却没有来，产业升级仍然停留在口号上。

无论是学术，还是工厂，或是软件，抑或其他诸多事情，似乎中国人基本都是在亦步亦趋，处处追西方的后尘。可是始终只是追，却没有追上。韩国、日本的现代化，产生了一大批本国的著名品牌，中国却很少有这样的成功案例。著名的诺贝尔诸奖项，虽有华人不时获得，却没一个中国人。是中国这片土地不适于创新？还是中国人失去了创新能力？

可是号称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创出了无数辉煌，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呢？

其实，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查验一下，就可发现是中国人自己扼杀了自己的创造力。

中国的教育，似乎一直在为考试活着。所谓的“素质教育”提倡了N多年，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减负减了很多年，学生的书包依然沉重。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决定了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注定了竞争的激烈，不一心只读圣贤书，那是自毁前程。

诚然，高考的独木桥给了学生很大的压力。为了上个好大学，为了找个好工作，便不得不有个好基础。为了有个好基础，不得不上好初中；为了进好初中，不得不读好小学；为了读个好小学，先得进个好幼儿园……结果，是孩子刚会走就背负了沉重的包袱。而学校是否好，其评判标准就是能否教出考高分的学生；学生是否好，评判标准就是能不能考出高分。高分之外，其他的优点都不再是优点。高分之外，其他的缺点也不是缺点。在分数的重压下，师德、生德都退居二线三线。

这是相当变态的事情，难道一个人的所有素质都体现在分数中？当今中学考试题的刁钻古怪，已是不争的事实。固然，这种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对学生的智力开发起了一定作用，但造就了更多的不健全国民也是事实。在为考而活的中国教育下，学生的其他天赋、潜质大都被扼杀在萌芽中。

当然，变态的还不只是中学的教育。大学的教育亦然。中国的作家为什么写不出优秀的作品？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优秀的作家？看看大学的教育就知道了。

见过很多中文系的学生，很少有人会写东西。有不少中文系学生本来能写一点文字，经历了几年的大学教育，却不会写了，只记得满肚子的文学常识。知道李白写了什么，杜甫写了什么，罗贯中写了什么，曹雪芹写了什么……可是，就是自己不会写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多半在于大学的教育模式。按理，中文系学生应当能够提交作品，作为毕业能力的验证。可是，当今中国，有几家大学这样做的？大多数大学是死板的毕业论文。被诸多人翻了无数遍的研究领域，连所谓的导师都难做出新意的论文，何况知识积累并不扎实的学生？

可是尽管这样，每年还是有无数的论文成为研究成果。实际上，无论是写的人，还是看的人，都知道它是垃圾。只是，大家见怪不怪，慢慢把垃圾当成果，渐渐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成果了。

不只学校里如此，社会上也是这样。各行各业，职称评定的标准大多是论文。按论文的发表数量，中国是世界第一。可是，论质量，大家却心知肚明，不好意思说出口。

现在有一个专职行业是论文中介，给众多人的论文寻找发表的途径，收取一定的中介费。当然，发表论文还不只是这笔中介费，还需要相当数额的版面费。本来，作者是杂志的父母，杂志应当给予作者稿费。但在中国，却有大量的所谓学术杂志，靠收取版面费维持经营。这些杂志印出来后，除了给作者寄两本样刊，给各地图书馆留几本存档，基本没有其他的读者。

泱泱中华，初一看人才辈出，再一看却是抄手辈出。“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不知最初是谁说的，总之是很有名的了。每个人拿这句话自嘲，每个人拿这句话免责。抄，成了常态。不抄，成了傻子。

有人抄得离谱，仅仅把别人的文章换一个标题，或者干脆竟连标题都不换，直接拿去发表。只要交得起版面费，就有发表的渠道。学生抄，老师也抄。没毕业时候为了毕业抄，毕了业为了评职称抄。开始还觉得难为情，抄着抄着就失去了廉耻，抄得天经地义，抄得越来越艺术。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企业不思研发，一味出山寨产品；教授东拼西凑，恨不得一年出十几本专著。产品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学术的含金量越来越低。盛世繁荣，不过是满地的垃圾。

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勤劳、朴实的传统美德哪里去了？几千年的文明积淀哪里去了？

这多半与我们的管理体制有关系。单一的价值标准，抹煞了其他的价值取向。国家唯GDP至上，学生唯分数至上，职称唯论文至上。没有GDP的数字，官员拿不出政绩；没有至高的分数，学生永远是失败的学生；没有大量的论文，升职便不可能。

这样的体制，逼使着每一个人去造假。造假人心中有数，上级领导心中也有数。每个人心知肚明，却没人去撕破那张皮。整个社会于是越来越浮躁，也越来越虚伪，道德与廉耻不再，创新更无从谈起。在遍地剽窃的风潮中，又哪里能奢望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品牌？

　 近来关于方舟子质疑唐骏经历一事在网间已经闹的沸沸扬扬，昨天唐骏也终于再也无心继续观球不语而向媒体表明了关于自己学历的出处，而对于方舟子提出的其它质疑尚未有针对性的回应。过去对于唐骏的种种都没有太去注意，不过这二天周边不少朋友都在热议事态的发展，今天甚至有位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来请我帮忙鉴定一下儿子申请的美国学校中有无野鸡学校，担心一不小心“复制”了唐骏的学历，而总有一天被方舟子这类“好事之辈”揪出来放到阳光下晒一晒、、、于是还是就这个话题写上几句，一则就自己所了解的、尽可能客观地说几句；二则也平扶一下因为此事而对子女留学之事心中坎坷不安的国内家长们。

　　唐骏的求学经历：　

　　中国人的海外求学经历并不是如我们常见小说中描述得那么一帆风顺，也千万别以为中国人在海外就比别的种族聪明，门门都考A。事实上，就我自己在北美留学时的所见所闻：刚入校时，十多位国内与台湾来的留学生一起租下房东整栋房子，又一起修基础课，大家分工记笔记，一切仿佛还在眼前、、、五年后一起戴帽参加毕业典礼到场的只有4位，2个是毕业的，另2个跑来祝贺送行的，实验没有完成，可能要第6-8年才能拿下、、、大家相拥握别时，有的只是泪水。其他的“战友”早已各奔东西，开餐馆的（如“北京人在纽约”所展示的）、开移民律师事务所的、卖保险的、做房地产经纪人的、、、没办法，第一代移民嘛，那时候还没有富二代之说，大家都得靠自己白手起家，生存下来再说。华人第二代移民ABC书读得很好的不少，多数是来自父母的压力（父母自己当时求学越不顺，给孩子的压力越大。但这是不对的：过度看重学业并不代表今后在事业上也一定能如法炮制）。

　　方舟子自己是Michigan State的博士，他很清楚美国的博士其实蛮难拿的，尤其是加州理工学院这种顶级名校，所以才会去“好事”查一查唐骏的学历。其实美国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和中国很像，有不少大大小小考试，也是100分制，准备稍不到位就会被淘汰（公开答辩时请好几个朋友专门来问些“好问题”Good Question，目的就是帮忙消耗掉点这漫长的2小时、、、）。进入北美博士计划Ph.D. Program的中国留学生，最终没能获得博士学位应该是多数，在美国大概超过一半以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这不是谁比谁更聪明或笨的问题，个中原因很多，导师如何、研究选题如何、是否顺利、是否幸运、等等等等。如果你想博士好拿一点，最好去欧洲，尤其是北欧，那里的博士据说是没有课程要求，只要实验做出，在规定的杂志（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杂志）发表了文章，博士就拿下了。遇到几位来北美做博士后的在欧洲拿博士都是这么告诉我的，是否属实也可请有欧洲读博经历的朋友好事共分享一下。

　　我对日本的教育制度不熟悉，但唐骏之前在日本苦读5年，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最终拿下博士学位，可见他的初始求学经历并不是很顺利，不过这5年的求学经历，虽然博士学位没有获得，应该还是学到不少相关知识的。说实话，他能坚持五年也难能可贵，不少人老早放弃，去干别的了。

　　唐骏在日本没有毕业之前（当时尚未预知自己最终没能拿下博士学位）申请美国三所学校，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后深造，全部获得准许或邀请（这只是个措词问题），还是有一定可信度的，因为博士后一般不难申请，只要你之前做的研究与新老板的相关就八九不离十了。这与申请攻读博士学位完全不同，博士课程/计划是关系到你今后拿哪里学位的，看看各校的教授介绍，他/她哪里拿的博士都会写在那里，今后你拿诺贝尔奖也好、靠造假作秀成名也好，你是一辈子代表着你的学校，所以学校让你进入自己的博士计划要谨慎得多，而所谓博士后只是一种类似国内进修的研修，你今后怎么样与学校的关系都不太大。现在国内经常有一些拿博士的学校是大家看不懂的“诺瓦大学”之流（他干脆连英文也不写给你看，免得方舟子多事），却强调自己的哈佛、牛津博士后身份，而国内人往往被这个博士后身份忽悠的似乎感觉博士后在哪里做的要比博士在哪里拿的更牛逼、、、

　　唐骏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的问题：　

　　很显然，《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的印刷版与电子版有出入：似乎印刷版没有具体写哪个大学的博士，而电子版的确写的是“。。。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其实美国的很多博士文凭上写的多数只是Ph.D.，有极少数学校，如MIT写的是D.S.，即Doctor of Science；授予单位一般都是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好像在文凭上把专业写得如此具体的并不多、、、）。至于这个不一致是怎么产生的，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这几天方舟子的爆料与唐骏的回应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唐骏不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

　　由于唐骏最终没有拿下博士学位，最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不应该如其书中所说的那样：博士后的身份；正确的说法也许应该算是：访问学者（只有一种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可以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那就是医学本科的毕业生：由于各国医学教育制度的不同，有些国家是医学博士有行医资质，而有些国家，如中国就是医学本科毕业有行医资质 - 这些医学本科往往要比通常的4年本科更长。美国认可各国的医学本科毕业生具有doctor资质，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做博士后研究。只要你能通过美国的医学资格考试，你也能在美国从住院医开始做起进入行医这一行）。不过话说回来，Post-doctoral Fellow与Visiting Scholar或Research Fellow本质上没有区别，做的研究也可以在相同或不同水准，收入也差不太多，都是高智商廉价脑力。

　　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的来龙去脉：　

　　老实讲，之前真的没有听说过这所学校。这几天被问得多了不得不去了解的一下：从现在的情况看，唐骏强调的他是加州的PWU，而不是夏威夷被关闭的PWU，其实这没什么太大区别：这二所学校的来源应该是一致的，加州的PWU在2004年更名后才取得远程教育与部分硕士研究生课程的认证，而这一切都在唐骏获得该校的“博士”学位之后的事情。综合现有的各方面情况看，唐骏所获得的该校“博士”学位应该类似于“购买”的文凭，没有实际含金量。

　　对于方舟子所说PWU是野鸡大学，本人持有不同看法。之前与不少港台留学生有接触，一般中国人所指的野鸡大学是那些相对比较容易进的欧美大学，也不一定贵，只是学校很烂，毕业后很难在学校所在国找到工作。因为港台的大学入学难度较大，所以有些孩子会选择去上个海外的野鸡大学，日后借力洋文凭回国工作。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港台对海外的教育认证制度比较了解，所以这些野鸡大学总体上还是所在欧美国家经过认证的学校，所以学校再烂，书还是要读的，这样回国后才能至少靠点外文特长混口饭吃，周围人对野鸡大学还是有点知晓的。最可惜的是：中国第一批富二代由于其父母社交圈与对海外了解的局限性，基本上很多都被白白葬送进了野鸡大学（我在海外遇见过国内读交大的富二代，却被父母托唐人街的朋友办进了野鸡大学白白废掉前程），直到近年中国的富二代才刚刚开始去应该去的好学校、、、

　　PWU算不上是野鸡大学，因为它连认证都没有。基本上就是个有名无实的卖文凭机构。我不太清楚唐骏是出于何种目的或心情才去这所“大学”搞了个“博士”文凭。大概有可能当时“围城”正在国内热播，有跟着学样的可能。其实那个阶段还有其他买文凭的中国人，好像后来也都混得还不错、、、假如这些人的“成功都可以复制”，我很担心未来孩子们会不会觉得真的不如假的，而去走这条捷径、、、

　　我还想提醒一下各位的就是：目前大家这方面的信息来源多是Wikipedia之前的记录（应该说是唐骏事件之前的），Wikipedia是个非盈利性的百科网站，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上去书写或篡改。考虑到方舟子已经接到恐吓电话，哪一天要是哪个挺唐派或倒方派上去做点手脚，将PWU美化成哈佛的姐妹学校，但愿国人不要再被忽悠了！?

　　唐骏没有律师资质开移民律师事务所之事：

　　这个我信。唐人街是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不少所谓“移民律师事务所”的确从老板到员工没有一个具有律师资质的，只要老板能找到一个有资质的借用一下就可以注册开业。开这种“移民律师事务所”接触的客户中不少是偷渡来的非法移民，找一个受“一胎化”迫害之类的理由帮他们由非转正。这种“移民律师事务所”总体上是：杂、乱、多，有点像现在国内的房地产中介事务所。唐骏会去开“移民律师事务所”一方面说明他的确有创业精神；另一方面可能也说明他当时求学求业不顺，可能已经萌生它念（开移民律师事务所在当时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应该尚属非主流的行为）。

　　唐骏的发明：

　　专利的名称与描写会千差万别，所以虽然方舟子查出最像唐骏说的二个发明属于他人，尚不能排除唐骏有其它小发明的可能性（至于他是否能像“非诚勿扰”中秦奋那样卖出个好价钱，那只有他自己和像范伟这种“越有风险越投资，没有风险不投资”的VC才知道了），除非方舟子能证明专利局压根就没有唐骏申请的任何专利（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唐骏的工作经历：

　　毫无疑问，唐骏在微软的工作是真实的。国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一个买假文凭的人，怎么能混进微软？其实唐骏这张文凭应该只是买来给我们中国人看的，他这么聪明的人应该不会在申请微软时出示PWU的文凭。唐骏能被微软录用，并在归国前提升到资深经理Senior Manager这样的中层干部岗位（千万别将国外企业的资深“经理”与国内的总“经理”混淆起来，根本是二码事。国外企业的资深经理最多相当于国企的科级干部），可能与他以下的专业经历有关：
　　1.中国北邮的学历：北邮是国内介入电脑类课程较早的学校，很多毕业生在海外都很不错的，我遇到过好几个在IT行业做研发的北邮毕业生，都在研发方面颇有造诣。唐骏作为北邮的毕业生，他应该是学到点东西。也不能因为一张假博士文凭就把一个人全盘否定，甚至把北邮否了。
　　2.在日本5年的博士生研究经历：虽然据说最后是以硕士告终，唐骏应该是学到些技能的。而进入微软或任何500强企业做研发，绝大多数也不需要博士学历（博士学历的一般可能更难进去，因为进去一般要带研发团队，不像硕士那样机动，可以跟不同的团队做），有个硕士学位也够了。
　　3.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访问学者经历：虽然是没有学位的访问学者经历，但“进修”的单位毕竟是一流的，所以应该还是有所收益的。

　　从以上所有的背景来看，唐骏应该属于微软的技术人员，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管理人员。虽然他与Bill Gates说过什么话，说过没有，我们都无从考证。稍有国外工作经历的人应该很清楚：一个公司的Senior Manager能见CEO的机会并不多。500强企业一般VP就有几十个，更不要说各部门的总监，CEO哪能整天陪个Manager瞎聊，年薪动辄千万的500强CEO们的时间是金子堆出来的，一般能给CEO做Presentation至少是VP，是总监的话那也肯定是公司主打产品或关键项目的负责人，一般不会送个Senior Manager上去说什么。估计唐骏与Gates的接触多数是在其担任中国总裁之后。

　　那么唐骏一个中层技术干部怎么会当上中国分公司的总裁的哪？是不是太出类拔萃了？以唐骏在微软的时代背景看，可能主要还是得归功于Timing时机恰好：中国人的出国潮从80年代后期开始（唐骏就是这一波的），而当唐骏因求学不顺尝试自己开公司，到最后又去微软找工是90年代初，当时第一批刚刚在海外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拿到学位的中国人都还在学术机构做博士后。这些出国还不足十年的中国人多数还继续聚集在学校周围，做与学术有关的事情。

　　唐骏是属于较早进入企业界的一小批中国人。他的时机不仅好在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早进企业界；更幸运的是在：中国人开始进入欧美商学院是90年代后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微软这样的500强企业决定要派人来中国时，科班出身的中国大陆背景管理人员还没有从商学院毕业或毕业了还没有足够的工作经验。这就导致了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外企派来中国的多数是与唐骏类似背景的总部中低层技术干部，或是从台湾、香港、新加坡借调的亚太区分公司华人。

　　另外一点：也就是唐骏被派回的年代：90年代末的中国在各大公司的业务排名榜上多还排在30名、甚至是50名开外，所以才会出现派个经理级的中低层技术干部来中国这样的分公司当总裁的事，当时的中国对于这些外企的业务量来说还只能算是个“小国”。要是换到今天，中国早已进入各大公司业务排名榜的前十，他们派来的至少都是总监、甚至VP以上的高层管理人员，很多应该是有MBA商科背景的科班出身专业管理人员（倒不一定有什么博士学位：MBA或EMBA通常是外企高层管理的科班资质标准。相反“管理学博士”倒是一种主流欧美企业看不懂、更用不上的东西，个中蹊跷其实只有发这种文凭和领这种文凭的圈内人自己知道、、、据说唐骏拿“博士”的母校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西太平洋大学也在中国办过多个管理博士班，时至今日已经“桃李满天下”）。总之，现在的欧美企业已经不大会再派技术干部来中国这样的大国主管业务。?从近期大量在华外企“清场”式地遣退原来的台湾、香港、新加坡华人主管，以及像唐骏这样的由技术干部升职的企业主管来看，趋势似乎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朗：（1）中国作为全球唯独的二个北温带大陆性经济之一（另一个是美国），我们未来发展的道路绝不会是台湾、香港、或新加坡的翻版；（2）中国本土的管理人才已经日渐成熟，开始接班；（3）在海外中国大陆背景的科班出身管理人才储备也正在“海归”而至。

　　唐骏的终身名誉总裁的头衔：　

　　获得这种头衔的在500强企业海外分公司并非个例。这种下台时授予的“终身”头衔并非代表公司对你依依不舍，相反很有可能是被用作一种体面的下台：可能你实在没有什么建树，总部很想换掉你，但又找不出什么大错开了你，只好给你个名誉，让你回家有个交代，至少有点荣誉感；日后外出再混时有个说头，作秀时也派得上用场。说穿了，在外企高层中把这种东西当真的并不多。

　　“英雄不问出处”：

　　唐骏没有海外正规院校的博士学位，但在日本努力了五年，应该还是算有相当于博士的学历，这一点与直接买个文凭来忽悠人应该有所不同。说句公道话：唐骏应该还是有足够的与IT研发相关的学历与经历的。

　　但要说唐骏是个管理人才（英雄），则实在不敢苟同。他当得微软中国总裁的位置，靠的是时机与机缘（有种东西叫Lucky），而微软当时在中国所经历的成长，更多的是这个中国时代给微软带来的，而并不是唐骏给微软带来了什么，更别说唐骏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盛大靠的是陈天桥，盛大顶多是要上市，借唐骏在微软的光来照一照，之后大家也就彼此体面分手了；而新华都就更没什么可说的了：而今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唐骏是新华都花重金请的总裁，但要谁说出新华都到底是干什么的，恐怕能答得上的并不多。一个外聘总裁忽悠了一家本土民企几十亿，给自己冠以“打工皇帝”并通过大肆自我炒作而名声大噪之后，却忘了告诉公众自己任职的公司究竟是干什么的、、、之前偶尔瞥见唐骏在某财经节目作秀，当被问及他对新华都有什么设想时，回答居然是：你们等几年慢慢会看出来的、、、假如一个总裁连一点基本的Vision都没有，要告诉大家等几年慢慢看出来？新华都啊！哎、、、我们还能再说什么哪

韩国《朝鲜日报》7月8日消息称，韩美计划在本月内实施黄海联合军演。据报道，中国已通过外交渠道向韩国政府传达了“反对韩美军演”的立场。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则称，“在 领海演习是韩国的主权事项”，表示不会取消或改变军演计划。>>>详细

众所周知，黄海是中国的京津唐心脏地带的门户，历史上外敌曾多次由此入侵中国，在这里任何形式的舞刀弄枪都将被视为对中国的军事挑衅。因而，外国军队一直视这里为敏感海域，就是美国过去针对朝鲜的历次军演也大都选在日本海域进行，而今次美韩却一反常态，不顾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强烈反对，执意要在本月在黄海搞联合军演。

虽然美韩口头上说的漂亮，什么军演是“防御性”的、“例行性”的，以及“不针对第三国”等等，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的是向朝鲜示威，报“天安舰”被炸一箭之仇；暗的是压中国低头，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谴责与制裁朝鲜同盟的图谋，如果中国“不听话”，就把航母“派过来”，大有欲将中国困死在第一岛链之内之势，而且料定在黄海公海海域军演，中国也奈何不得。

可是，美国仿佛忘记了当年侵略朝鲜预测中国不敢介入，结果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退到“三八”以南的教训，这一回当联合军演的消息一公布，不仅遭致中国政府与民众的强烈反弹，而且中国东海舰队立刻高调宣布在东海举行海空兵实弹演练，可以说，这是对美韩即将举行的联合军演的强硬回应，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可以预言：如果美国胆敢把航母开进黄海，中国或将举行更大规模的对抗性、针对性军演。

事实上，中国军事实力尽管整体不及美国，但是通过十多年的长足发展，中国已今非昔比，不但拥有数款可以打击航母的导弹，而且还握有数种对付美国航母与隐形飞机、隐形导弹的“杀手锏”，虽然中国最终无法阻止美韩军演，但从另一个层面讲，美韩在靠近中国的黄海军演，也为我们提供了免费演练的绝佳机会，正如罗援少将说的，中国不怕美国的航母，只要对方来，就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演练的“活靶子”。如果换在战时，美韩若在这么近的距离与中国叫阵，“活靶子”最终必将成为“活棺材”，这叫做“关门打狗”，这恐怕是美国最害怕的、也是至今仍未决定是否派航母参加军演的原因之一。

其实，“天安舰”事件与中国无关，而黄海军演则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美韩把韩国的难题与中国的利益联系起来处理，阴谋通过军演压制与逼迫中国制裁朝鲜，是非常不友好的举动。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已庄严承诺现在与将来永远不称霸，但这并代表中国可以任人宰割，如果有人习惯性地“看低”中国，一味指望中国永远“韬光养晦”不出头，“和平崛起”不敢打，是极其愚蠢的短视，终究会因误判铸成某种历史性大错。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中国虽不能阻止美韩在黄海军演，但中国绝不惧怕、绝不畏缩、绝不退让，中国有句老话叫“冤冤相报”，美韩可得长点记性：你们跑到中国家门口舞刀弄枪，欺人太甚，玩过了--势必要因此付出代价，逼急了--势必要激怒中国人民，到那时中国或将被迫成为反美大国，这恐怕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大悲剧。

      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道理！   
      这句话是――“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   

      说这句话的是一位民望口碑遥遥领先的高官。  
      多少年来，一句“发展是硬道理”，使得“朝野百官”真可谓“不用扬鞭自奋蹄”。然而，不知算不算“阴差阳错”――“硬道理”很快成了“GDP”，“GDP”自然而然成了“领导”加官进爵的“硬本钱”。 
    “GDP”如愿“芝麻开花”，打造“GDP”的相关领导自然“节节高”；而民生并未见得改善多少。甚至，有的地方民生问题与“GDP”成反比趋势。“让百姓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竟然成了一句“口惠而实不至”的大忽悠！相反，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了早已“富起来”的“少数人”手里…… 

     更有甚者，为了催生“GDP”，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民冲突。例如“拆迁”和“被拆迁”。令人难以若无其事的是，这催生“GDP”的矛盾，在某些地方还发展到了“血与火”的“死磕”…… 
    据说，“大兴土木”就是提升“GDP”的“速效丸”或“催生素”。于是乎，各地政府便不遗余力地“大兴土木”；怎样“大兴土木”？拆迁重建，便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灵丹妙药”！  

    看来，显然不能局限于“发展是硬道理”这六个字，问题的关键在于，还要理解“发展是硬道理”的外延。发展起来又如何？发展起来怎么办？

   好在国家已经在着手“分配改革”；好在中央也早已发出强力信息。 
   然而，令人忧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是――还有不少地方，或迟钝或无意甚或有意――对国家和中央的信息“接受不灵”。并没有真正把改善民生也当做硬道理！
   但愿，这句话能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如果发展不能改善民生，那就不是‘硬道理’，而是‘没道理’”。 
   

我为唐骏辩护

2010-7-8

在为唐骏辩护之前，笔者非常有必要说明一点，那就是，在唐君的“学历门”事件以前，由于笔者孤陋寡闻，几乎不知道此君之存在。本文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纯属就事说事，仅此而已！

学历只是一个人学习经历的证明，是一个人掌握某项技术的凭证书。如果唐君造假一事属实，那么，就道德层面来说，是需要受批判的，此其一；其二，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这两点而言，笔者对唐君坚决持批评态度。

然而，唐君为什么需要假文凭？唐君的假文凭为什么直到今天才发现？只是具有假文凭的唐君，为什么同样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按正常逻辑推演，由于唐君拥有的是假文凭，因此，他并没有其拥有文凭具有的那项能力；如果他没有该项能力，那么凭他的能力，就不可能有现在这番事业。

现实情况是，拥有“假文凭”的唐君，即使没有这次“假学历门”事件，已然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已然是中国最具知名度的人物之一。

目前之中国，有一群徒具学历的人，处处以其学历招摇过市，占据着显要位置。同时，很多有能力，但没学历的人，不得不使尽浑身解数，削尖脑袋以得到一块有实际效果的敲门砖。当下，除了有一大群“哈韩”、“哈日”族外，还有“哈外国学历”族，不仅仅是企业界如此，在政府界、学术界无不如此，如此风气，在中华大地早已“蔚然成风”。

对于很多人而言，拿假文凭，仅仅是出于政治、经济目的。如目前中国很多高官，凭借其关系网和权力，也弄个什么硕士、博士学历，他们要这个学历，不外乎是装饰门面或为自己以后的升迁打好基础。他们真的具有他们所拥有的学历证书的相关能力么？

我倒觉得，那些在经济界凭借自己真才实力打拼天下的人，即使在其创业初期，迫于形势，弄个假文凭，也无可厚非。在经济界，没有真实才干，焉能一路顺风？在政治界则全然不同，一旦拥有一定的权力后，可以利用手中已有的权力，损公肥私。

因此，建议方舟子先生，他不要只搞学术界或新闻界、经济界这些人士的假文凭，他们的个人信息和个人生活相对公开、透明，弄清他们相对容易。他更应该到去政界闯一闯，看看政界那些拥有高学历的人，有多少是货真价实的。

同时，经济界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们，不要因为自己学历低就去搞个什么假学历；更不要因为自己为了创业去弄个假学历，成功后对此就耿耿于怀。

身正不怕影子歪。

借用斯大林的一句结束本文：胜利者是不受审的！

佛祖留发，众生着相

佛祖留发，和尚剃头。如果说剃头是为了剃掉烦恼丝，那么佛祖留发是不是因为已没有烦恼。如果说剃头只是引导修行的一个前提，那么修行得道之后是不是可以留发？如果说相就是当真，那么众生听从释迦牟尼进行剃度，算不算着相？如果说当真就是痛苦，那么众生剃头，则众生是不是就是痛苦？佛法讲求的是破除执著，那么众生在不知不觉中沿用的剃度，是否也是一种执著？众生求佛，却终不得佛么？

佛为了让众生远离苦痛，所以告诉众生不要着相，因为一切相都是不实在的，如水中月不可捞。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本无所谓烦恼，又何须净发？那么，佛祖让众生剃头，是否已经错了？两千五百年前的乔达摩经过七年的苦修，却影响了两千多年无数的人，多少青丝落地，修行剃度，沿用习惯，却不知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头发本来不是惹尘埃的东西，徒自烦恼的只是人自己。佛祖留发，因为他明白心中已没有烦恼，众生剃度，只是众生不明白，倘若说剃度之初还是为了辅助修行，那么后来的和尚，多是不明白为何要剃头，这和佛家的真理又远了很多。

――写在前面

凡是出家当和尚的人都要剃光头发，这在佛教中叫做剃度，我们来看看剃头的历史：公元前5世纪，在尼泊尔和印度交界的一个释迦族部落里，王子乔达摩?翻达多离家修行，7年后觉悟成佛，开始在恒河流域布教，广收门徒。佛教认为世界是虚幻的，人生是苦难的，只有断除一切烦恼修行成佛，才能达到永恒的幸福。佛祖释迦牟尼最初对迦叶等5人说法时，亲手为他们剃去了头发，表示接受他们做自己的弟子。而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其他仪式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只要剃掉头发，披上类似袈裟的粗布衣服就可以当和尚了。

而和尚剃发也有三重含义，但这三层意思，也各与佛家真义相矛盾。

一是按佛教的说法，头发代表着人间的无数和烦恼和错误习气，削掉了头发就等于去除了烦恼和错误习气。身体发肤皆受之父母，如果说只有头发是烦恼，就未必有点以偏概全了，两千多年前的一个王子的理解，竟然能让众生信仰如此之久，而无人质疑，实在无奈。

二是削掉头发就等于去掉人间的骄傲怠慢之心；去除一切牵挂，一心一意修行。但和尚剃头，实际上头剃光了，烦恼也了不断，因为它还在不断地长。据四分律卷五十一载，比丘之须发皆应剃净，长度不超过二指，二个月剃净一次。五分律卷十四载，比丘尼、式叉摩那及沙弥尼半月剃净一次，超过期限，称为发长。和尚剃头，却一生不能停止，这确实也是悲哀。

三是为了区别印度其他的教派教徒。当时的印度，教派林立。可人们一见到剃光头的就知道是佛教徒了。后来剃头就成了加入佛门的一种仪式。至于第三点，则不必论了，剃头成为仪式，已经是单纯的为剃头而剃头，离佛家的真义十万八千里。

神秀说过“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说出佛家的境界如镜，世间事物落在镜中只是一个影子，就算事物逝去，心还是如明镜一样，不留下痕迹。

而六祖的见识更高“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本来无一物，本来没有烦恼，又何来青丝烦恼之说？正如佛家所说，实相非相，无相不相。顺从世间自然之道，就无所谓真相假相，也就无需要刻意剃头了。众生剃头，只能说是众生着相。

同时，我们谈了这么久，我们不要忘记：佛祖是有头发的，菩萨也是有头发的，观音还从男人化作娘娘，化作了长发飘飘。如果说和尚剃头是为了剃掉烦恼，那么，当他变成高僧真正领悟到道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再次留发？但古往今来，除了小说里面游戏人间酒肉和尚，又有几个人能做到领悟自己的佛家真义？顺从自然，不是说剃度净发剩下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修行的真义。佛无本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修为方式，只有心里有佛，自然能成正果，何必理会一以贯之的传统？

何况，这个传统也并不一定对，或许，当初释迦牟尼为他的弟子削发修行，也未必是对的。那么，两千五百年来，和尚剃头剃错了吗？因为从自然之道谈论，佛家剃度只能算是刻意求之，毛发体肤，受之父母，本无所谓烦恼。

而佛家追求的最高境界称之为涅?，涅?意为生生不灭，即来无来相，去无去相，增无增相，减无减相，无是非，无对错，不来不去，不增不减，是所谓不生不灭。

佛家之修行，原本只为寻求生存的真义，如果一个人，真的已经大彻大悟，得到无上佛果，又何必执着于所谓青丝烦恼，又何须剃头？烦恼的根本是我见，是迷于无我的愚疑，这惟有无我的深慧，才能破除他。有了甚深的空慧，便能破我见，体验到人生的真理，获得大自在。

世人妄想，所以有烦恼，保持佛家的清净心，也只是为了寻找佛家的最高真义，明白自身，领悟万物。

佛祖留发，是因为他们已经大彻大悟，无所谓烦恼。众生剃头，只是寻找佛理的入门。佛祖让众生不要当真，不要着相，而众生偏偏当真了，偏偏着相了。当真即痛苦，剃头即着相，剃头即痛苦！

佛家讲求破除执著，而世人却不断执着于佛教的规规矩矩，众生求佛，却离佛远矣！

若要寻求最高的真义，莫过于顺应自然，风雨雷电，波涛汹涌，乃及天地循环，莫非自然之道。心随自然，自然能明白自然之义。修行之人，不必要执着于规规矩矩，不必受于他人论理束缚，佛祖留发，和尚剃头，谁是谁非，谁又清楚？众生执迷，不必拘泥也！

若要修行，不必剃头，心中有佛，随处可行，又何须寺宇钟声束缚自身？佛祖拈花一笑：不可说，不可说。是所谓，世间的道和真义，需要自己的领悟，不可盲从；盲从，是所谓着相。佛祖没有烦恼，众生却一生痴迷。佛祖可以留发，但众生已经着相。

   过去，谁要是做错什么事，常常遭到这样的质问：你知不知道世上还有“羞耻”二字。何谓羞耻，《辞源》是这样作出解释的：感到羞愧耻辱，难为情。孟子公孙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

  过去人把：吃喝嫖赌抽。看成可耻的事，不光彩的事。吃：这个“吃”当然不是日常生活中为了果腹简单的吃了。而是好吃懒做的“吃”，是可以“馋”相并评论的吃。过去人，特别是那些婆婆妈妈扯老婆舌时，常常说谁家谁家老娘们如何如何馋的。人馋是件不光彩事，特别是女人。女人馋要遭人唾弃。现在，条件好了，想吃就吃。馋早已算不上什么不光彩了。

    喝：当然是指喝酒了。整天无所事事，喝得醉醺醺的，属于没正事儿那种，这样的人是要被排到非正经人之列，是被人所不齿。现在，喝点酒不算什么丢人。别说男人经常去酒店、酒吧。就连女人，也是三五成群的到酒店喝酒吃饭，也常常是不醉不归。喝点酒这有什么？醉了自己遭罪，只要不酒后闹事就是好人。

   嫖：在过那是伤风败俗，非常丢人现眼的事，文革时要挂上鞋底游街的。那是生活作风问题。如果是领导，有作风问题是要降级或丢官的。如今又有多少当官没有风流史。今天，网上就报道了某医院院长死在下属家了，那下属当然是个年轻女人了。昨天，在单位几名女同事在一起闲聊。一位在市里陪读的同事，痛心疾首地说：现在的孩子太不知羞丑了。接着就给我们讲起几件事：事一、一个合住房了里有四张床，一张是一个中年女人的。一张是女人儿子的。另两张床这个女人租给三个正在读高中学生，其中就有两个男女同学以夫妻的形式住在一张床上。事二，一高二女生因男友要和她分手，坐在学校大门口，大哭，边哭边大喊大叫，说，你不和我处（处朋友）。明天我就花钱雇两男人……。学校保安见状，过来劝她别在这胡闹，赶紧回班。她竟然对保安说:你要和我谈对象呀？吓那保安转身走了。如此不知羞耻到极点了。

    赌，现在更不是什么丢人事了，那是消遣，娱乐。没钱的玩小的，有钱的玩大的。在我们这里麻将馆到处都是。一个我熟悉的女人，丈夫自己上班，两个男孩。孩子毕业没有工作，又都到结婚的年龄了。公婆去世后留下一栋房子。卖掉后，得十几万元钱。为这栋房子，男人他兄弟们把他们告到法院。可，这十几万元钱竟被这女人推牌九推得所剩无几了。现在一家人靠租房生活。

    抽，在过去抽烟也不光彩的事。抽烟浪费钱，那就是败家子。现在，抽烟更不算是什么丢人事了。如果，我说抽烟是可耻的。那大家一定说我是兵马俑――老古董。

你再看看，夏日的街上，那些美的不能再美的美女。上面露的不能再露了，下面短得不能再短。八零后，九零后就这样，一零后该穿什么？再往后……

   现在，已没有什么能让人脸红的事了。羞耻”二字真的要在世上消失了。人类真的进入无羞耻的时代了？一个无羞耻的社会，那该是什么样子？不敢想…… 

                                            2010年7月7日

方舟子，这位中科大毕业的，留学美国的生物学博士，不搞生物学，专攻学术打假，目前来说战无不胜。

方舟子跟唐骏扛上了，对唐骏的加州理工的博士文凭以及大头贴和卡拉OK专利提出了质疑。

唐骏先是以对方无聊炒作为由不予理睬，被媒体逼得无退路后，提供了博士学位的证书，可惜，不是大家以为的加州理工学院，而是野鸡大学--西太平洋大学。

唐骏说，自己从未说过是加州理工的博士生，仅仅是做过研究啥的，但是，媒体上和民众一直都以为他是加州理工的博士生，因为他没提过与这个野鸡大学的渊源，民众的误读，错在唐骏的含糊其辞，故意的蒙混过关。

看到过唐骏那期的《咏乐汇》，看到过唐骏在媒体前的口若悬河，唐骏玩玩没有想到，中国打工皇帝在肆意飞翔时，会有冷箭一枚正中翅膀。出来混，早晚得还。

美国的大学不谈综合排名，只谈专业排名，加州理工学院是一个小而精的学院，注意，是学院而非大学，人家对institute和university不是很在意的，麻省理工还是学院，不像我们，职业大专都叫职业大学，还有广播电视大学。

我是在中科大混了个商学院的在职文凭（与那些天生聪慧后天勤勉的理工科校友相距甚远），因此我知道，中科大是以加州理工为标杆学习的，不求大而全，只求小而精，因此，中科大的物理、统计、化学啥的还是蛮厉害的，院士出了很多。据说中科大的数学教材是自编教材，比清华、北大的还要深点，毕业生留学比例非常高，当然，不是西太平洋大学之类。

方舟子是下了功夫的，不能再生物领域有作为，专注学术打假也是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唐骏围脖说要让方舟子付出代价，在国内外起诉方舟子，有好戏看了，也许方舟子会被罚款到破产，也许唐骏会名誉扫地，至少风头有所收敛。

对于唐骏，本人的博客里面先后对于他“把陈发树打造成中国巴菲特”“100亿进军房地产”等先后专门写过浅显的博客。

“学历门”事件，我觉得有几点值得思考：

1、职场人士的简历得经得起推敲，

不要试图蒙混过关，把自己神话偶像化都是危险的，炒作得有个度，宋祖德大嘴乱说，到头来还不是给谢晋遗孀道歉赔款。职场人士乱吹，遇到火眼金睛的方舟子们，则一盆凉水从天降，露出马脚破绽，光环褪尽，自找不爽。

尤其任上市公司高官或董、监事，简历向公众公开，不容编造和假文凭，一旦被揭发出来，对公司和个人都是晴天霹雳，乌云盖顶，灰头土脸，成了灰太狼。

2、大公司的人事招聘流程得改进

微软、盛大、新华都，唐骏的三个东家今天才知道，唐骏曾经拿了个野鸡文凭。

大公司招人尤其是关键人才，猎头包括公司的HR都应该做些背景调查，最基本的包括学历、职场经历和业绩的真实性，还包括是否身缠官司，人品如何等等，在这一点是，三家公司求才若渴，都忽略了，或者没好意思说出来。我估计，唐骏进微软没把加州理工或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经历写进去，微软成名后，盛大、新华都在请唐骏出山时，也没想到今天这些让唐骏烦心和要动用中美律师的事情。客大欺店。

在加州理工做研究的说法，与参加某大学的夜校或者自考办、成教办是否雷同，唐骏在加州理工的经历到底如何，我们期待更多的料，宽恕我们的偷窥心理和落井下石，成功可以复制，但成功路上的瑕疵必须避免。

3、假文凭掩盖不了能力，但是暴露了人品的缺陷

现在，学历门出来了，假如离开新华都，还有哪家500强会用唐骏？唐骏的聪明、善炒作，审时度势，善于职场规划，是值得中国职场精英们学习的，但是，野鸡大学的文凭，不碰也罢。瑕不掩瑜，瑜不掩瑕。

唐骏说他不是做学问的，这个我们认同，因为做学问的确实很少像演艺圈的到处抛头露面，更多的需要潜心书斋和实验室，而不是参加过多的媒体秀。

4、不妨多些个方舟子

前些年，海归博士造假，上交大微电子学院的芯片造假，包括大学教授论文造假，学术界的豆腐渣工程层出不穷，令人愤恨。

不妨多些个较劲的方舟子，主管部门和具体经办人，在面对牛人、神人、仙人时，多长点心眼，也许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五花八“门”。

附注：

80年代的中科大，比今日的清华北大还要牛气，科大少年班出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张亚勤和前中华网CEO、九城CEO陈晓薇、前国务院发言人赵启正、中国互联网先驱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中星微董事长邓中翰（本科毕业后就读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五年时间内取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三个学位，是该校建校130年来第一位横跨理、工、商3学科的学者）。还有很多牛人，在华尔街的牛人包括江平、李斌、黎彦修。

人都有脾气，领导者是人，所以领导者也是有脾气的。一般人发脾气，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那么多讲究的，想发就发，发了就了，至于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多数人在一时性急的情况下是很少考虑的。而领导者发脾气，应当是有讲究的，什么场合，什么时机，这脾气该不该发，都得掂量掂量才是。换句话说，领导者是应当慎发脾气的。

这个要求对于领导者来说似乎是有点苛刻的，因为领导者比一般的人是更容易发脾气的。一则领导者遇到的麻烦事多，常处于矛盾冲突的焦点上，难免有事不遂人愿的时候，所以容易发脾气。二则领导者有条件发脾气。古往今来，官大一级压死人，所以领导者冲下属发脾气是没有什么顾忌的。我的官衔比你高，我的权力比你大，你的成长进步都捏在我的手心里，冲你发点脾气算什么。正是有了这种发脾气的条件和心理，许多领导者常常冲着下属发脾气。有的领导者的脾气随着官阶的升高而见长，“官一升，脸就阔”甚至连走路都变了样。这种领导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鲜见。

如前所述，领导者也是人，是人都有脾气，所以在一定的时机与场合，领导者发点脾气也是正常的。温家宝总理一向温文尔雅，但在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时却发了脾气。当温总理接到空军部队领导电话，得知因桥梁倒塌，彭州市10万群众被堵在山中，救援人员和物资无法运入时，总理在电话里大喊：“我不管你们怎么样，我只要这10万群众脱险，这是命令！”，还说：“我就是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在抗震救灾的关键时刻，总理发脾气人们非常的理解，而且深受感动，因为总理的脾气之中包涵着人民总理对人民深深的爱。这脾气发得好。

可是，现实生活中，许多领导者发脾气却不是这样的，而是乱发脾气，滥发脾气。有的是看下属不顺眼，找茬发脾气，有的是当下属工作中出现失误时，不分青红皂白，不容下属解释，就劈头盖脸狠批一顿，有的是自己遇到不顺心的事，拿下属当出气筒。在这里，领导者所发的脾气，往往是对下属的埋怨，甚至是个人的恩怨。这种脾气发得就很臭，就很没有水平。一个人摊上这样的领导者是很不幸的，因为在这样的领导者下当差，整天得提心吊胆，如履薄冰。对于这种领导者，多数下属是口服心不服的。可惜的是，许多领导者并没有意识到乱发脾气、滥发脾气的严重后果，而是自我感觉良好，甚至认为这是领导者的威信、威望之所在。这是很要不得的。

领导科学告诉我们：领导是属于容易发脾气，但又是最不该发脾气的人。领导者发脾气，一是有失风度。脾气一上来，怒发冲冠，面红耳赤，语无伦次，如好斗公鸡，如三岁小孩，长此以往，威信日下，何以驭下。二是办蠢事。脾气是情绪化的极端表现，情绪走向极端之时也是理智趋于最低点的时候。领导者日理万机，身系全局，情绪化处事，不蠢才怪。三是伤身体。中医云，郁气伤肝。脾气大，于心脏、于大脑、于内分泌、于微循环，甚至于肠胃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可见要当好领导，首先是要管好自己的脾气，普通人有时发发脾气不失为一种心境的自然流露和宣泄，发完了大有一吐为快的感觉。可是当领导的，实在是不该有此福去逞一时之快。因为你是领导者。

当领导的，一般都有点本事，要不然怎么能当上领导呢？当然那些用钱买官的人是另当别论的。领导也是凡人，不是圣人，因此，多数领导是属于那种有本事也有脾气的人，都有一个加强修养以驾驭自己脾气的问题。一个出色的有大本事的领导者一定是一个能够驾驭自己脾气的人，一个慎发脾气，少发脾气，甚至是不发脾气的人，一个很有学识、涵养、品行的人，一个很讲道理、很尊重人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样的领导才是真正的领导，是干大事的领导。

你是怎样的一个领导，无论官大官小不妨都对照一下。多长点本事，少长点脾气，这既是为官之道，也是构建和谐上下级关系、干群关系之要义。

写下这个题目，是因前几天，这里一间办公室着火了，原因是电路老化引起了短路。这栋办公楼应该是50年代建造的老房子，很多设施都已老化，就拿五层来说吧，由于供水设备年久失修，经常断水。向相关部门反映了很多次，也不见效果，反正能凑活使不是吗，又没有完全“上甘岭”，因此，就这么耗着。这次着火问题，解决起来也悬。除非酿成大损失，否则不会遭到重视。

放眼回望，煤矿坍塌了，领导才会重视；

公交车着火烧死人，领导才会重视；

舞厅着火烧死人，领导才会重视；

火车相撞了，领导才会重视；

没有井盖的水井摔死了人，领导才会重视；

前两天，又惊闻江苏无锡一公司班车着火，24人遇难……

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也不忍再数。领导不重视的原因十分复杂，我是无法一一说清的，因为我毕竟是一介草民，只想从预防事故方面，用另一个角度略微阐述一下。

听说过扁鹊的故事吧？扁鹊兄弟三人，都精通医术，但只有扁鹊的名气最大。一次，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兄弟三人，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 扁鹊回答说∶“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 文王很吃惊地问∶“可你的名气最大呀，为何反而是长兄医术最高呢？” 扁鹊惭愧地说∶“我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觉得他水平一般，可在医学专家看来他水平最高。”

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提出，“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即医术最高明的医术并不是擅长治病的人，而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很多人因自己或亲朋的疑难杂症经医生妙手回春后，都会感谢其医术高明。但我相信，没有谁喜欢生病，更不喜欢去医院，如果我们能把病抑制在萌芽状态岂不更好？“有病治病属于较低层次，较高层次是将身体调理妥当，保养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不让身体有病，即使有病，自身的抵抗力亦能应付。这样才能延缓衰老。这就是养生之道。”所以，老百姓真正应该明白的是，如何让我们预防疾病的医生才是“上医”。同时我们自身也要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制，认识到预防远远胜于治疗。

同理，排除事故隐患比出现事故之后再积极善后更为重要，及时铲除危险因素，把百姓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才是从根本上体现出我们对百姓的人性关怀。生命只有一次，一个人的健康需要科学养生，一个国家的健全体制也应如此。

安全防范如同养生之道，老百姓在安居乐业和保障生命全方面，需要的是那些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重大意义的“上医”领导干部。

　　文/柏海冰

　　炎日的七月来了，闷热的天气让人心烦意乱。当农民伯伯顶着烈日汗流夹背的在田间劳作，当交警叔叔大汗淋淋的在道路口交通指挥，当办公室领导坐在豪华的空调吹着凉爽的冷风，沉静的“富二代”如烈日下的冰棍勾搭起我们关注的欲望。

　　富二代是个什么玩意？有人这么解释：“富二代就是钞票”。没错，富二代就是钞票，他们父母就是印钞机。可是，不富富脑袋在富裕也有坐吃山空的一天。最近，富二代培训班层出不穷，课程从财报分析、国际贸易、上市公司表现，到高尔夫球、骑马、茶道、国际社交舞、国学以及形象穿着与品位等无所不包，有学费达66。8万元者。其目的还是为了“富二代”能够接受富一代的家业，积极进取，而不至于富不过下代。

　　其实，惹人热议的还是花那几十万高价去报名培训班就能把家业给传承下去吗？很难让人相信，花几万去学习高尔夫球、骑马、茶道、国际社交舞等等，就能把家业给传承下去。即使鬼斧神工的培训班真有那个能力让那些“富二代”个个成为“企业领袖、行业精英”。但是，从广域的来看，这样做，无疑加深了贫、富二代的阶级矛盾。

　　在湖北一份调研报告中显示，47。3%的“蚁族”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一般；34。5%来自城市，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另有5。4%农村出身和2%城市出身的“蚁族”，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这意味着，接近九成的“蚁族”属于“穷二代”。这些青年人是相对弱势的城市群体，最缺的就是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而“富二代“培训班无疑更加固化了“富二代”的阶级地位，而使本来就处于劣势当中的“贫二代”更加贫几代。在机会均等的公平无法得到保障情况下，阶层自由流动性受阻将加深社会矛盾。而拥有了资源与背景的“富二代”乃至“官二代”，在后路方面相对来说就尤为显得轻松，哪怕是花几十万去溜达一下培训班，就算学不到东西，父母都已经安排好了后路。

　　当然，并不是我在这反对制造更多的富人，但反对穷人太多。一个社会的文明标准，还要看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穷人太多，是一个国家非常悲哀之事。事实上，只有部分人的富裕仍然是假富裕。且看非洲国家，他们也有富人，生活水平也比中国高，但是穷苦的难民太多，所以依然算不上是一个发达国家，唯有共同富裕或许才是光明前程。帮助穷人，不但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尤其是富者的责任。我知道你们当中定然有人嗤之以鼻的说：“非亲非故的，我为什么要帮他，凭什么要帮他。”是的，你说的没错，但是请你记住一句话，为富不能不仁，不仁则成为为富的死敌。如果富二代真正成为“企业领袖、行业精英”，则是企业之幸、企业员工之幸；如果能够通过教育与引导，在他们手上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更新换代”，让财富品质更加优良，企业的道德血液更加流畅，那将是社会之幸，也是财富之幸。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同疯子般的去辱骂、鄙视炫富的二代，而实乃是其中一些富人对待富人的态度喜笑颜开，对待穷人的态度鄙视加无视，对待权势态度则点头哈腰。他们虽然钱多，不过也就可能所谓的我真的是富裕的只有了钱，富二代最最关键的还是要“富脑袋”。（文/柏海冰  转载请注明作者）

最近美国核动力航母拟赴黄海参加韩美联合军演的消息，一直备受各方关注。7月5日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播出解放军少将罗援的解读，他表示，我们非常反对美韩黄海军演，但美国航母真来黄海，我们也不怕。

罗援：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靶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知己知彼的机会。为什么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知己知彼的机会呢？你打仗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首先我要知己，就是你的航空母舰来了，我要先检验我的一些侦查预警和感知系统灵不灵，它能不能看到你，这个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检验。〈来源：人民网〉

日本共同社7月3日报道，据消息人士3日透露，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首次向美国政府高官正式表明立场，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2010年07月04日 09:52  环球时报〉

中国这些表态，是逼出来的，并不意味着中国韬光养晦战略的调整。

问题是，美韩以天安号为借口，要在黄海作军演。

而南海诸岛已被东南亚一些国家瓜分占领。而在毛泽东时代，那些国家并不敢对南海群岛提出领海要求，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些问题，为什么如今中国的国力增强了，在国防硬度上却减弱了？在中国的固有领土：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会不会给人以中国在自己的领土退让的信号？而有些国家错误地理解了中国在一些领土与领海问题的善意与耐心，变本加厉地大占南沙，又对东海问题说三道四；中国如果搁置争议，就会默认其它国家瓜分中国岛屿的事实化；就是中国日后国力强大，再想收回，木已成舟，可能吗？

我们并不是要争论黄海与南海对中国战略位置的重要，而是要思考如何在战略上的主动,而避免被动；而中国对黄海与南海的表态总是一些被动的反应。而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只靠语言是不行的，还要行动。毛泽东用一个朝鲜战争换来中国几十年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一些问题用讲理是感动不了任何人，必要的时候还是要用枪杆子来说话，就拿南沙问题，用语言能吓退入侵者吗？显然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国际定位：那就是经济上的大国，而政治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军事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摆脱不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主导与牵制；而中国要突出重围，除了用经济来说话，还要用军事来说话；而如何用军事来说话，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要做出踏踏实实的让对手闻风丧胆口服心服的行动。而行动之必先，就是要收回南海诸岛，收回钓鱼岛，收回台湾，然后才能在军事上称得上世界强国，才能在世界的军事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与主动权。

1995年至1996年间，李登辉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发表公开演讲以及台湾第一次直选总统背景下，中国大陆所举行的军事演习行动。台海局势骤然紧张，“好像只要丢下一根火柴棒到这个火药盒，爆炸就可能发生。”

两岸紧张局势 民众宰鸡宰鸭

当时所读的华侨中学正位于某导弹基地的前沿，每晚都可以听到很多部队运输车，往外看运输车运送着导弹们，其实也没见过导弹，因为那个车很长，后面像火箭一样的东西，军车的车牌都是遮掩的。

那时候，其实在这里是最能感受到两岸的紧张局势，很多同学家里都把鸡鸭等家禽都宰了，逢人就问：你家鸡鸭宰的差不多了吧？也许，那时候因为有导弹部队在，所以也不会觉得惊慌，生活还是要继续。也有人质疑说，真正的导弹部队不在我们这，其实是在隔壁的泉州市，我们这只是幌子，运送的导弹都是空壳子。不过，据说，在仙游和泉州的界山，导弹都藏在那里面，那座山的整座山都被挖空了。

当时就想两岸赶紧打起来，李登辉狠话再放狠一点，大陆忍耐再差一点，完全不懂战争是意味着什么。每天下午最后一节在自习课都在讨论，两岸打起来，谁会支持中国，谁会支持台湾。

而在现在，导弹部队依然在，通往导弹部队的路，已经再辟开一条，不再与民争道，也不再半夜三更运送导弹。所有人都很明了，两岸和平是主流，现在的导弹是对着大洋彼岸，不是对着对岸。

我们不了解台湾 台湾也不是工具

那时候历史教材上，近现代史里面提到台湾的仅限于60年代之前。40多年间，台湾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台湾人民为何会有如此复杂的情感，台湾发生了怎样的巨变？在收音机里，台湾将大陆妖魔化报道，台湾指责对台政策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拿起台湾这面“镜子”照向自己？

我也悲哀的发现，许多大陆人在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并没有把台湾当作中国的土地来热爱。很多大陆人在谈到为什么不能让台湾独立时，更多的说到的是“台湾是战略的关键，台湾是中美的重要制衡，失去台湾大陆就腹背受敌了”。

可是在这里，住着我们2300万台湾同胞！是的，国家利益至上，是的，台湾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但台湾不是工具，台湾不是战略的棋子。

多少年前为了自保，我们将它丢弃，今天，我们却要台湾回家，到底是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是一家人还是由于台湾是一颗重要的棋子呢？台湾到底应该是什么？如果不能想爱着自己的土地一样爱着台湾，不能像爱着自己的人民一样爱着台湾人，我们又有什么面目叫台湾爱着大陆爱着中国，又有什么面目让台湾人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呢？

我们了解台湾吗？扪心自问放开胸怀吧。或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摆脱那噩梦的想象，才能认识一个真正的台湾。
    
台湾，苦闷的台湾。

（本博留言禁止使用“沙发”、“板凳”等之类的字眼，违者拉出去看太阳5分钟。）

一场号称在福州举办的首个国家级展会――第六届APEC技展会低调收场，纵观福州举办的这次技展会，只能用“崩溃”来形容，笔者在7月2号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走马观花”后发现，媒体所谓的“容缩版的世博会”简直可以用“危言耸听”来形容，一个更为适当的用词应该是“升级版的学生街。”但人气却跟学生街没得比。

当然技展会背后还有项目合作、财富论坛，但展会办得如何却是其中的关键，7月2号，福州暴热，搭公车前往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从白湖亭到会展的路上只有两个人，而到会展中心后发现同样“人烟稀少”，走进展馆，零散的几个人在闲逛，老大妈老大爷占了一半，然后就是保安还参展人员。

通过媒体报道，本以为可以不花钱去上海就可以在福州看世博会，结果在场馆里寻寻觅觅，并没有发现“高科技”、“新产品”，想在日本馆、美国馆、韩国馆发现点什么，一打听基本是福州本地的公司，只是哪些技术是引进那些国家的，与“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毫不相称。

要是主场馆还有一点实实在在的企业的话，接下来的河北、云南等这些馆就完全是摆地摊了，笔者走了一圈发现单单卖摇控飞机的就有7家，买打折衣服的更是不计其数，简至是挂羊头买虾米。

福州举办的这次APEC技展会，用“失败”来形容是肯定的，但这问题又出在哪里呢？有参展商表示，前段时间南方普降暴雨，众多地方交通中断，外地企业没有办法前来福州参展，所以福州政府部门就找来了平常只会在“地摊式展会”出现的展商前来参展。

这样的理由让人听了真有一点不真实，APEC技展会整个亚太的，媒体报道说，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香港、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中国台北、泰国、美国和越南等14个成员体近300家企业参展，展位达1200个。

这不是在忽悠人吗？

那到底是福州把这次展会办砸了，还是APEC技展会本身已走向末路？倘若是福州这方面的原因，那下次技展会肯定不会出现在福州，福州本身也不应该承接这种展会，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再大，办展经验不足，只会让人看笑话。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APEC技展会本身就失去了影响力，据了解，APEC(亚太经合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之一，地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目前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成员体。而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是该组织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国际展会,也是APEC组织重点倡导和支持的主要活动之一，旨在加强我国与APEC成员体中小企业之间的经贸、信息及技术交流与合作，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

自1996年起至今，APEC中小企业技术交流暨展览会已连续举办5届，第一届在日本东京、第二届在烟台，而后都在青岛第六届技展会将于2010年6月在中国福州举办。

要是APEC技展会真有宣传的那么有影响力的话，怎么没有全国各大城市抢着办？

   上海的英先生近日向《解放日报》写信反映，女儿2岁半了，家长考虑从九月份开始让孩子去上幼托班。结果发现，今年给孩子找个幼托班还真不容易。他居住的虹口丰镇地区对口公办幼儿园今年只有一个幼托班，才招20几个小朋友，早就招满了。无奈，只能将目光转向周边的民办幼儿园。可问了两家，也都说报满名了。最终，总算在新市北路上的白玉兰幼儿园报上了名。可老师告诉我，前面报名的已经有200多个小朋友，今年只招90几个，还需要进行选拔，是否录取听通知。

    据记者了解，入托难主要缘于前几年的人口生育高峰。2007年上海出生人口达16万人，2008年达到了17万人。如今这些孩子，满3岁的需要上小班，2岁多的需要入托，带来了大量的入园压力。另一方面，近年来，申城绝大部分的公办幼儿园都相继取消了托班，将托班改为小班，造成了幼托资源大大萎缩。而民办幼儿园由于生源不足，基本都开设了幼托班。孩子要入托，绝大多数家长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民办幼儿园。但民办托儿机构，每月收费少则1200元，多则2000元至3000元，是公办幼儿园收费的数倍，某双语幼儿园的托班，每月收费甚至高达3600元。这让不少双职工、中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觉得经济压力很重。一些家长用一句话总结了幼儿入托的现状：公办挤不进，民办上不起，难！

    其实，这种入托难的现象，已经不是上海地区的个别现象了。据《北京日报》报道，在昌平区工业幼儿园门口，为给孩子报名入园，上百名家长“搬马扎，支帐篷，搭行军床……”排成了长队。一个排在第3号的96岁老太太说，这已经是她排队的第8天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不仅是北京，入托难是个全国性的普遍难题，天津、上海、南京……很多大中城市的家长，都面临僧多粥少的问题。而且，幼儿园问题“怪相”丛生，引起了广大家长强烈不满。

    “怪相”之一：公办幼儿园数量减少，尤其是优质的公办园数量减少，而家长对入园特别是入优质园的需求日趋强烈，造成近年入园难现象凸显。如北京，全市1266所幼儿园中，公办园只有331所，在园幼儿占北京市收托总量的35.2%。现有幼儿园的接受能力约22.7万人，只能容纳一半的适龄幼儿。如南京，目前全市有440多所幼儿园，其中教育系统办园只占10%左右。

    “怪相”之二：由于入公办园难，造成进入私立幼儿园入园费用节节攀升。如北京朝阳区花家地西里的培基双语幼儿园望京园区，家长一提交入园申请表，就要缴纳1660元注册费，而且无论入园与否，注册费不得退还。这家幼儿园的收费明细表如下：日托费5500元/月，如果住宿则为6300元/月；餐费为400元/月，住宿餐费另加100元/月；班车费600元；保险费80元/年；钢琴费3000元/半年。这几项费用粗略统计一下，平均每月费用达到7000元左右。园方还提醒家长，上述费用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特长课的费用，如果孩子想学轮滑、跆拳道、形体舞蹈、创意美工等兴趣课程，还要单交1000-2000元。经记者调查发现，全国许多城市的私立幼儿园费用均相当高，大都超过2000元/月。面对令人咋舌的高收费，家长们无奈地说：“上幼儿园费用超过上大学”。

    “怪相”之三：由于存在幼儿挤不进公立园、上不起私立园的情况，使得不少城市的黑户幼儿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北京市有关专题调研组的数据显示，在入园难、入园贵的背景下，北京市收费低、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全市注册的1266所幼儿园。记者在北京望京桥附近的鹿港小区发现，这个住户不算多的小区竟然开着3家民办幼儿园，除一家是正规民办幼儿园外，另外两家没有合法注册，其收费标准也达2000元/月左右。这表明“山寨幼儿园”已然占据了幼儿教育供给的半壁江山，成为幼教事业发展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同时，许多黑幼儿园不登记、不注册、没有办园资格，没有教师标准，非法办园问题越来越突出。不久前，在北京朝阳区西大望路，就发生了70多个小孩的家长刚交了每月230元的托儿费后，幼儿园竟然突然失踪，卷走了将近一万元学费的案件。

北京望京新城幼儿园门口家长熬夜排队报名

浙江温岭市报读幼儿园的新生家长们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诚然，探究幼儿园“怪相”，不能不说有这些年进入人口生育高峰、农民工大量进入城市，造成新增婴幼儿逐年递增等客观原因，但是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政府职能缺位，造成了当前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极度缺乏。

    首先，是由于对学前教育定性不明晰而导致了资源结构不均衡。

    有教育专家分析认为，造成当前公立幼儿园与家长需求脱节的最主要原因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部门对学前教育定性不清晰，造成政府职能弱化趋势。现在的一种普遍认识，认为学前教育在学校教育之前、基础教育之外，忽视了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过于强调它的非义务性质。学前教育到底是否属于国民教育体系、是否是政府公共服务组成部分的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严重困扰和影响政府职能发挥，继而影响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二是政府的办学体制总体思路设计出现偏差，造成办学结构不均衡。当前幼儿教育的办学思路是“社会为主、公办示范”。政府举办少许示范性公办园就算履行了法律责任，却将举办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推向了社会和市场。总体上，学前教育越来越分化为：体制内为特定群体服务，体制外优质高价和一般水平的学前教育，从而导致了学前教育资源的总体规模不足与结构不均衡。

    其次，是由于对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而造成了投入严重不足。

    正是由于学前教育的责任不明确，使得学前教育的财政经费保障非常薄弱。长期以来，学前教育事业经费没有单项列支，一直包含在中小学教育预算之中，总体水平很低。如北京市尽管对公办园的财政性经费比重从2000年的53.75%提高到2007年的65.4%，但在各级各类教育总投入中的比例却从2.05%下降到1.92%，大大低于其他阶段教育投入。由于投入不足，也造成了公办幼儿园教师编制欠缺的问题。譬如北京市，幼儿教师队伍编制较少，按照户籍人口计算，需要2.2万名幼儿教师，但现在只有1.8万名在编教师，其余4000人没有教师身份。据江苏省调查，全省多数民办幼儿园师资更是严重不足。学前教育对教师专业有特定要求，而目前培养幼儿教师的学校和专业很少，每年的幼教毕业生也大多进入待遇较好的公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很难吸引好的幼教教师。

    同时，目前政府、社会和家庭对幼儿园的成本分担机制也极不合理。不同类型幼儿园中，个人和政府成本分担的模式和比例也完全不同。公办园主要是政府负担，家庭承担很少一部分费用；而大量的民办园和集体办园，基本上由家庭承担成本费用。这种由于幼儿园因性质不同，造成个人分担成本即收费差异，引起社会很大非议。而且，目前城市许多新建小区的学前教育配套设施存在“该建不建，建而不交”的现象，这也是造成当前入园难的原因。据了解，目前新建社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可归纳为：不建、少建，或建设面积缩小、建设标准不合格，或缓建、建了之后不交归教育部门，然后高价出租。

    当前，“入园难”折射出的政府对学前教育职能缺位的问题，应该引起各级各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进步，人民群众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增长态势。而正规托幼机构不足，儿童入幼儿园难的问题日益成为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反响强烈的民生难题。各级各地政府有责任切实将学前教育作为公共教育服务职能的主要内容，强化政府主导，加大投入，合理布局，完善政策，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入园需求，让 “入园难”这个家长们心头挥之不去的焦虑早一天消除。

5：10起身，直奔洗手间，洗澡。

又是三十五六度，据说还要持续三天，据说“广州昨日创下今年入夏以来最高温度纪录”，我的印象南下7年多，从来没有这回热。

而且，我的基础体温底，怕热。朋友拉我去泡脚，我以为是受罪，水烫一点我就嗷嗷叫。所以四季凉水冲澡习以为常。

现在，洗手间里的凉水都发烫，无可奈何。

然而，昨夜十一点多新闻频道似乎告诉大家：40度高温的北京，要“按月给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标准是：室外露天工人每月不低于60元，不能将室内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按不低于45元的标准发放。记得最后一句是：能够领取高温津贴者必须是在高温下工作的岗位职工，包括建筑工人、无空调的公交车司机、露天环卫工人等。

我立即觉得自己是罪人。因为我一天至少冲十回澡，按照现行的水价，恐怕一月少说也得二三十元。然而，烈日下劳作的建筑工人干一个月得到的是60元。长期在35度左右的车间里劳作的工人得到的是45元。

再往下想，农民兄弟呢？三伏天总也得夏收夏种吧，有谁给他们一分钱的高温补助？

当然，农民兄弟目光不够远大，他们几乎想不到还有一个词汇叫“高温补贴”，他们世世代代都是这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脊背上流淌着无数的小太阳过来的，那“贿赂数亿换黄金航线：民航腐败严重”的猫腻，他们哪里明白皮毛？

我没有时间考证这45-60元的规定是哪年哪月制定的，只是觉得可怜：每天一块五，好一点的冰棍都买不到一根。

我想到一个不该想的细节：闻一多先生遇难两年后（应该是1948年下半年），在清华大学反复要求下，国民党当局才发给其家属５６．４元的抚恤金――这点钱在物价飞涨的当时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

我相信体恤民情的政府、腰缠万贯的国企、有良心的私企都不会仅仅按照“45-60”发放高温补贴，那是“不低于”的“底线”，多少会高一点的吧。我相信，我坚信。

不写了，我又要洗澡了。